文/梁曦文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向现代化转型的特殊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革也自此进入了新时期。教育制度的变革，体现在方方面面，大到体制架构，小到考核标准。自民国初年起，关于高校学业成绩考评就有了较为成熟的规章制度。不过，规矩之内，仍是自由，在大的规章框架下，民国大师们的考试方法和打分标准却是“千姿百态”。
操行好？不挂科？
现在的大学课程最终成绩一般都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构成，但这种考察标准可不是现代才有，早在百年前民国高校就已经将平时成绩纳入考核范围，而且比今天的要求更为严格。
1912年10月25日，北京市教育部颁布《学生学业成绩考察规程》，该规程共二十条。章程规定，高校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分为平时成绩和试验成绩。平时成绩由教员根据学生的勤惰和学业优劣随时判断，试验又分为学期试验、学年试验和毕业试验三种。成绩评定标准比较简单粗暴，只分为甲、乙、丙、丁四段，八十分以上为甲等，六十分以下为丁，即为不及格。及格者方能升级或毕业，不及格则留级，留级两次仍不能及格则退学。
民国时期不仅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具体的要求，也十分看重学生个人修养与道德行为规范的培养。1912年10月25日，北京市教育部出台了《学生操行成绩考察规程》。该章程共有八条，规定“各校校长、教员或学监，应随时审查学生之操行，默记于册”。操行成绩也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并且获得甲等还可以获得校长奖励的奖状。
不仅如此，操行成绩还可以挽救“挂科者”于“命悬一线”之间：“凡学业成绩未及格，其分数相差不及十分之一而操行成绩列乙等以上者，得升级。”换句话说：如果考试没及格，但是差的分数不多而操行却不错的小伙伴，恭喜你，可以顺利升级或毕业了！
此后，民国时期的高校考核制度虽有更改，但基本延续了北京政府时期的学业成绩考试办法。1929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随后相继公布《大学规程》、《修正专科学校规程》等法令。
这一时期的高校学业考试制度就加入了毕业论文的考察环节。学生需于最后一学年的上学期开始，在老师的指导下，自行开始准备撰述。毕业论文最终提交给毕业论文评定委员会，如委员会有疑问，学生则要接受口试。论文成绩最终计入毕业总成绩。
民国大师们的打分“姿势”
虽然国民政府对于学业成绩考评方式进行了大体规定，但给高校和教授们仍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得益于此，我们今天才能看到民国大师们各自独具特色的考试方法。
钱玄同先生是性情中人，给学生打分的路子也有点“潇洒”的滋味。据学生回忆，他在北大任教的时候，上课点名不看学生，在点名册上大笔一挥，算全员到齐。先生对于上课十分认真，但对于考试却毫不在意。他从不批改试卷，只要学生在试卷上作答，他就给算及格。就算学校以扣薪金相“威胁”，他也“恕难从命”。
钱玄同叶公超先生进入北大英文系时，年仅二十三岁，是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先生的考试方法灵活多样，有时多凭课堂印象，但他的评分标准却严苛到令人提心吊胆的地步，就连第一名有时也只有八十分。不仅如此，先生也十分注重学生学术品行的培养。曾有一位学生因在他的课上有些狂傲，而在考试中只得了58分。
叶公超钱穆先生考核学生十分严格，给分走的也是“心狠手辣”的风格。在燕京大学时，一次考试中，钱穆先生给了几个不及格的分数，想着以此激励学生们更为勤勉地读书。没想到，学校规定新生月考不及格就必须被退学。钱穆先生急得跑去教务处，最后教务处报告上级破例让他重改试卷。但是，这种美国式的校规制度让钱穆先生很难适应，最终他选择离开了燕京大学。
钱穆顾颉刚先生的考试方法深得学生喜爱：不出怪题，开卷考试。考试题目很宽泛，给学生空间以独立思考。不过，据他的学生回忆，顾颉刚先生评分有一规定：“抄我观点者，替人家背书者，低分（似我者死）；自有观点者，或驳我观点能自圆其说者，高分（学我者活）。”如此看来，就算是开卷考试也绝不容易，但教育本就应该是启发人之思考，而不是灌之以书本。
顾颉刚教育始终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体系内对人的评价更应注重人才对教育的适应程度。
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革。过去名人大家为后人树立的标杆，在部分继承的同时，现代教育体系还衍生并发展出符合时代特色的考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