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里·克莱因
洞察力的研究也有先例，其中以英国人格雷厄姆·华莱士最为出名。华莱士曾经与经济学家哈耶克是同事，在《哈耶克传》中有提及，属于哈耶克几个难得露面的同事之一，戏份类似路人乙角色。和克莱因一样，他同样也属于国内了解不多但实际非常重要的学者，甚至被克莱因评价为“现代英国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共同创始人，也是费边社成员。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对创造性思维都感兴趣（如威廉·詹姆士和亨利·柏格森），但华莱士对此研究看起来更早、更全面，他在1926年就出版了“第一本现代意义上关于创造性思维的专著”，也就是《思维术》。
华莱士对于创造性思维给出了清晰的结论，他提出了创造性思维的四个阶段：准备阶段、酝酿阶段、顿悟阶段以及验证阶段。这个四阶段论迄今仍旧被广泛引用。克莱因也不得不承认华莱士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一模型仍然是该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模型。可以说，如果你在洞察力这个领域做研究，那么你是绕不开华莱士的。”但是如果华莱士80多年前就对洞察力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那么后人如克莱因还能贡献什么？克莱因认为华莱士的理论确实有一定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却经不起细致的推敲，比如华莱士认为，洞察力的产生必须经过准备阶段，但洞察力的案例显示并非如此，比如开篇所谈年轻警察就是偶然被堵在路上，也不处在准备的状态，而且也谈不上有丰富的经验。
2005年，我了解到一个叫作“积极心理学”的运动。这一运动是由一位名叫马丁·塞利格曼的心理治疗师发起的，他认为自身的职业有失偏颇。以往，治疗师的工作是要减轻那些心理失常、饱受精神折磨的人的痛苦。然而，减轻他们的痛苦，只不过是让他们回到起点。如何使他们发现自己经历中积极的一面呢？塞利格曼试图寻找一种方法，能够帮助他的客户增添生活的愉悦，丰富生命的意义。
马丁·查尔菲说起话来声音温和，谈起复杂的问题时也总是泰然自若。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科学系的一位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昆虫的神经系统。差不多是25年前的一天，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科学系举办了一场非正式的午间研讨会。查尔菲参加了这场研讨会，但研讨会的主题并不属于他的研究领域。一个小时以后，当他走出会场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已经酝酿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借助荧光来观察生物活体中的生物反应过程。这一想法在之后被证明价值百万美元。查尔菲的这一想法类似显微镜的发明，能够让研究者看到之前所看不到的东西。2008年，他因为这一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那次研讨会的经历，开启了他通往诺贝尔奖的道路。当时，查尔菲正在研究昆虫的神经系统。他所研究的昆虫的皮肤正好是透明的。这样一个偶然的特征其实对他当时的项目并没有什么用。为了研究昆虫的神经，查尔菲的助手需要杀死昆虫，从而检查它们的组织。对于这些实验操作方法，查尔菲并没有多想，因为对于像他一样的研究者而言，这些都是标准的操作流程。 查尔菲所在的系里每周二都会例行举办一次研讨会。在1989年4月25日的那次午间研讨会上，有一位演讲者讲了一些问题，查尔菲对此并没有特别感兴趣。当时，这位演讲者描述了水母能够制造可见的光，让其自身发光。并声称1962年，一位日本科学家发现了能使水母发出绿色荧光的蛋白质。当你用紫外线照射这种蛋白质的时候，它便会发出绿色的光。
这一刻，查尔菲灵光一闪。他突然想到，如果他把这种绿色的荧光蛋白质（GFP）注入他所研究的透明昆虫的身体，然后用紫外线光来照射它的话，他便可以看到蛋白质的流向。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追踪到GFP所流经的地方的细胞。查尔菲想，“我在这个透明的昆虫身上做实验，一定会非常有用！我就可以在活体动物身上看到细胞了。” 查尔菲对研讨会上其他的内容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他当时忙着做笔记，记下如何使用GFP来作为生物手电筒。
如今，这些生物手电筒在分子生物学中被普遍使用，也造就了一个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产业。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克隆制造了GFP，这样，技术人员不再需要通过许多条水母来提取它。现在，GFP也多了一些其他颜色，例如蓝色、蓝绿色还有红色。除了水母和昆虫之外，GFP也可以很轻易地被注射到各种生物体当中，用途多种多样。科学家们把GFP加入一种病毒，然后再注入老鼠的体内，他们就能观察到病毒是如何在前列腺细胞中生长的，以及这些细胞的生理变化。GFP还可以被加入连接神经细胞之间的细胞之中，这样外科医生在手术中就能清楚地看到神经纤维束，防止出错。
这种蛋白质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用途。一种用途就是检测污染。当GFP被注入一种细菌当中的时候，如果污染程度越严重，它就会越亮。GFP也可以被用于农业，农民无须再给整个田地喷洒农药。相反，他们可以跟踪到哪些庄稼正经受害虫的侵袭，然后直接对这片庄稼喷洒农药。还有一些技术专家们在研究能否种植自身发光的树木来取代路灯，这样就能照亮更多的地方，也可以节约能源开支。有一只名为“小红”（是红色小狗的简称）的小狗，它是一只克隆的小猎犬，也是世界上第一只转基因的小狗。当它体内的蛋白质被照射的时候，它的身体会发出红色的光。
大部分有关哈里·马可波罗斯追踪伯纳德·麦道夫的故事，都是围绕麦道夫本人以及他是如何在2008年被捕之前策划了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而展开的。但是，鲜有人提及金融分析师哈里·马可波罗斯，早在1999年，他就确信麦道夫在实施欺诈。在接下来的10年里，马可波罗斯持续追踪麦道夫，就像《悲惨世界》中的警长沙威一样，对冉 · 阿让紧追不舍，想要把他绳之以法。
1999年，马可波罗斯在波士顿的城堡投资管理公司工作。当时，他有一位名叫弗兰克·凯西的同事，这位同事向他提出了一个挑战，要他做出像伯纳德·麦道夫的投资公司那样好的业绩。马可波罗斯非常怀疑，怎么可能有人达到如此稳定的回报率，不过他同意去研究一下麦道夫是如何成功的。在这件事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马可波罗斯当时还是一位注册舞弊审查师（简称CFE）。
起初，马可波罗斯只是感兴趣麦道夫是如何运营公司的。“我们并没有刻意去寻找犯罪的事实，我们只是想看看他是如何取得惊人的业绩的。”他拿到了麦道夫对冲基金的对外公开数据，几分钟之内，他就意识到有问题——账目的数字不合情理。据说，麦道夫采取的是一种保守策略，并不旨在获取持续的利润。然而，麦道夫投资的获利却一个月比一个月更为丰厚。实际上，7年以来，麦道夫只有3个月有亏损纪录。
在马可波罗斯的著作《没人听》一书当中，他描述了他在第一眼看到麦道夫的业绩报告时的反应。“我瞄了一眼那些数据……就立刻知道它们不合常理。我就是知道。我开始摇头。我知道价差执行转换套利策略的威力有多大，但是麦道夫的这一套手法非常拙劣，实在是漏洞百出，我想不通它为何居然还能行得通，更不用说获利颇丰了。在业绩报告的最下面，还有一个表示麦道夫利润回报率的图表，呈45度角稳定上升的趋势，这种图表在财务上根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几分钟之内，我跟弗兰克说：‘这不可能是真的，肯定有问题。’”麦道夫在这么多年里声称自己拥有非常可靠稳定的回报率，相比之下，这些不合常理的地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医学博士迈克尔·戈特利布是第一位公开发表关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艾滋病）这一传染病的人。在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戈特利布获得了一笔研究基金，在斯坦福大学从事免疫系统的研究。1980年，戈特利布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助理教授一职，负责研究辐射对于老鼠免疫系统的影响。
1981年1月，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交给戈特利布一个不同寻常的病例——一位31岁男人的喉部患上了酵母菌感染，感染非常严重，导致他难以呼吸。戈特利布知道，这种病症通常会发生在那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的身上。 戈特利布给病人验了血，验血结果非常不合常理。我们的免疫系统中有各种不同的白细胞，辅助性细胞负责启动身体的免疫系统。它能够触发抗病细胞，让身体产生更多的抗体来摧毁入侵的微生物，而抑制细胞则负责调节免疫系统。我们的辅助性细胞多于抑制细胞，尤其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但是，这位病人的情况完全相反。他的抑制细胞多于辅助性细胞。实际上，他几乎没有任何的辅助性细胞。不管他得的是什么病，这种病只摧毁了他的一种白细胞，也就是他的辅助性细胞。对于这样的化验结果，戈特利布找不到任何解释。
几天之后，这位病人开始发烧，并且患上了肺炎。戈特利布准备对他的肺部组织进行化验。这位病人所患的是肺孢子菌肺炎，这种类型的肺炎由一种真菌引起，它会攻击纤维化的胸膜，并阻碍氧气输送到血液的过程。这种酵母样真菌有时候也会出现在健康人的肺部，但它很少会大规模暴发，除非人的免疫系统出现问题。肺孢子菌肺炎常见于癌症病人、接受了器官或者骨髓移植从而需要药物来抑制免疫系统的病人、早产儿，以及老年人的身上。健康的年轻成人是不会患上这种病的。因此，戈特利布又获得了一项证据，证明这个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有问题。
戈特利布还记得关于这位病人的一些其他事情。这位长相迷人的年轻人是一位模特，还做过隆颧骨的整形手术。这位病人搬到了洛杉矶，过着同性恋的生活。戈特利布曾经无意中听到他跟一位朋友吐露心声：“这些医生说我是‘扮装王后’。”这么直白的表达，在如今而言非常普遍，但是在30年前则很难被人接受。跟大部分人一样，戈特利布当时听了觉得很不舒服。 几个月以后，戈特利布给洛杉矶地区另外两个病人做了检查，他们也有同样的症状，之后也都患上了肺孢子菌肺炎。戈特利布觉得这两位病人跟他之前的那位病人的情况很像，他还发现一个巧合的地方，那就是这两个人也是男同性恋者。
到了1981年4月，戈特利布又接诊了第4位和第5位患有肺孢子菌肺炎的病人，他们所有的症状都非常典型：淋巴结肿大、高烧、体重减轻，以及非常糟糕的酵母样真菌感染。跟之前的3位患者一样，这些病人也是男同性恋者。 为了尽快向外界发布信息，戈特利布和他的同事们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上发布了他们的发现。这是第一篇关于这一流行病的公开文章，这一流行病在后来被称作“艾滋病”。戈特利布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81年6月5日，题为“肺孢子菌肺炎——洛杉矶”。 戈特利布的洞察力，源于一个非常可怕的固定模式。他并不知道这种巧合是如何而来的——他的发现还没有深入到那个地步。他只是觉得，这种类型的病例似乎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在1981年12月的时候，戈特利布对肆虐的艾滋病还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到了次年5月，他就已经发出了警告。他的信念系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的工作重点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专门诊治艾滋病病人。
多年以后，戈特利布第一个诊断出演员洛克·哈德森患有艾滋病。哈德森是一位身高6尺5寸（约198厘米）的传奇演员，经常被杂志评选为最受欢迎的男主角。他是第一位死于艾滋病的名流，他的去世使得艾滋病为公众所认识和了解。 戈特利布把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艾滋病研究。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了50多篇关于艾滋病的论文，并在艾滋病病毒抑制药物齐多夫定（AZT）的早期临床试验中担任研究员。他也是全美艾滋病研究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一个慈善组织是在从洛克·哈德森的资产中受赠250 000美元后所成立的。该慈善组织的另外一位创始人是伊丽莎白·泰勒，随后，戈特利布以及其他两位医生由于为她超量开止疼药而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医疗委员会的谴责，戈特利布的个人名誉也蒙受了损失。
戈特利布观点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一个一个的病例中慢慢发现的。他在1月份的时候仅仅是觉得很好奇，到了2月，他碰到了第二个、第三个艾滋病例，然后从第四个、第五个病例中发现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他的好奇变成了怀疑。戈特利布的洞察力源于发现固定的模式，跟查尔菲、马可波罗斯还有那个年轻的警察完全相反，查尔菲是在偶然的机会中把看似无关的想法联系在了一起，而马可波罗斯和那个年轻的警察则是在矛盾的事实中获得了洞察力。
格雷厄姆·华莱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他公开出版了第一本现代意义上关于创造性思维的专著。他在1926年出版的《思维术》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模型，来解释创造性思维的工作原理。时至今日，这一模型仍然是该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模型。可以说，如果你在洞察力这个领域做研究，那么你是绕不开华莱士的。华莱士是现代英国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 虽然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总是为了搞清楚事件背后的原理而苦不堪言，但是华莱士则不一样，对于他所搜集的关于创造性思维的资料，他给出了一条清晰的主线。可能我应该去研究他的资料。他的创造性思维模型甚至还回答了我的那个问题，即向上的那个箭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提升洞察力。我确实应该好好地从前人身上吸取经验。
华莱士提出了创造性思维的四个阶段：准备阶段、酝酿阶段、顿悟阶段以及验证阶段。 在准备阶段，我们会去研究问题，这一过程往往是艰难的，我们会有意识地、系统地去分析它，但结果往往徒劳无功。 接下来是酝酿阶段，这个时候我们不再刻意地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把主导权交给自己的潜意识。
1891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在自己职业生涯临近结束之时，曾经对于这个阶段提出过自己的想法，华莱士对此有所记录。亥姆霍兹在辛辛苦苦地完成了一个项目之后，解释说： “那些好的想法从来都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像是灵光一闪。根据我的经验，当我非常疲惫，或者是在工作台前绞尽脑汁的时候，洞察力从来不会光顾。但是，如果某天天气晴朗，我沿着树木葱郁的山坡行走，洞察力往往会不期而遇。”
再接下来是顿悟阶段。忽然之间，你感觉到了洞察力的涌现，心里立刻有了底。华莱士认为，这种洞察力、这种“好的想法”，其实是不间断的潜意识联想之后的升华。这些联想必须经过有意识的验证，才能够正式浮出水面。 华莱士声称，有时候人们其实能够意识到洞察力正在大脑里酝酿。这些洞察力先是在意识的边缘若隐若现，人们因此能够预感到曙光就在前方了。但是，这个时候，洞察力可能会一下子跑掉，人们不会意识到，或者突然间冒出一件事情，把这个过程打断了，好的想法也就“流产”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在读书、看报的时候，如果感到洞察力就在前方，往往会放下手中的书报，若有所思地望向远方，等待洞察力闪现的瞬间。
华莱士告诫人们，如果不等洞察力完全浮现，就急于把这个想法写下来，可能会与真正的洞察力失之交臂。 最后，在验证阶段，我们会去验证想法是不是真的靠得住。如果是诸如数学方面的洞察力，我们就必须在这个阶段把所有细节都演算出来。 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还是采用华莱士的四阶段模型，来解释创造性思维的发生原理。这套理论确实有一定可信度，同时也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却经不起细致的推敲。
25年前，我打算开始研究人们是如何做决定的，当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在那之前，我没有做过什么决策制定方面的实验，甚至没有选修过跟决策制定有关的课程。当时，我想要揭开的是另外一个谜题：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时间紧迫，不确定性强，人们是怎样做决定的。我当时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实验室里，而是直接去研究那些确实做过这种决定的人。你是无法在实验室里研究这种情形的。
我研究了消防队员，他们这群人必须在极大的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决定。我没有让他们去做一些标准化的实验题目。相反，我跟我的研究团队直接去采访了这些消防队员，研究了他们所遇到过的最惊险的挑战。我们搜集了最精彩的故事，对这些实例深入发掘，试图找到这些消防队员做决定的策略。
我们的研究结论让自己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结论跟现有的任何人类决策模型都不符。这些消防队员并没有比较若干种解决方案，然后从中选择出最优的那种。他们哪里有这么多时间！相反，他们依仗的是经验，是他们几十年火场救援所累积的行为模式，他们能够对于眼下情况迅速做出估计，选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这些消防队员把当下遇到的灾情跟之前遇到过的灾情配对，从而做出快速的判断。通过配对来做决定，速度快，不用前思后想。这样的直觉能够让他们立刻找到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他们会再考虑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他们并不会拿这个方案跟其他方案做比较，而是有意识地来设想，如果采用该方案，结果应该会如何。对于80%以上的艰难决定，消防队员们都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做出的。
其他研究者复制了我们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还发现其他各种专业人士，比方说军事指挥官或者钻井平台经理，同样是采用这种策略，做出了90%以上的艰难决定。我们将这种策略称为“基于认知的决策方法”。在所有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自然主义决策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被开辟出来。在这个领域里，研究者会去研究人们在实际情况下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采用臆想的实验，强迫人们在实验室里进行思考。
表面上，这些针对消防队员的研究似乎告诉我们，洞察力和直觉是一回事儿，但是实际上两者的区别很大。在危机情况下，消防队员不断累积行为模式，并依靠这些行为模式快速做出决定。直觉运用的是那些已经形成的行为模式，而洞察力，则是不断地发现新的行为模式的过程。 虽然洞察力与直觉有所区别，不过25年之后，这些对于消防队员的研究还是影响了我对洞察力的思考。对于一场情况复杂的火灾，随着消防队员获得的消息越来越多，他们经常会改变自己的预判，把这些新涌现的情报整合到已有的剧本当中。但是，如果情况特别危急，消防队员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已经发生的情况，并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进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消防队员们就会更改自己早先的剧本，对于火情进行重新评估。
当考古学家想要考察一座没有人迹的小山，看看里面的结构的时候，他们不会一上来就开挖整座山。要是这么干，成本就太高了，花费的时间也长。相反，他们会先挖一条沟，对于山的内部结构有一个初步印象。这么做能够帮助考古学家评估，山的内部到底有没有隔墙、建材，或者其他重要的建筑结构。也许考古学家们最后的结论是这座小山没有什么挖掘价值，或者他们也可能认定山下埋着东西，有必要进行充分发掘。 我的研究计划恰似一场考古发掘。我没有准备各种实验室里的实验, 那是传统的研究洞察力的方法。相反，我研究的是那些忽然间改变自己固有想法的人们，他们的洞察力是怎样发生的。
在我搜集120个关于洞察力的案例过程中，我将每个案例概括成一小段话，这些话可能不满3页纸，有时候甚至只有半页纸那么长。我将每段叙述分解成3个部分: 事件发生的背景、催生洞察力的关键事件，以及洞察力的性质。 接下来，我会给事件分类，试图去找寻事件的模式。我定义了一系列分类规则，一开始分类的项目不多，但随着我想要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不断有新项目加进来，最后我总共划分了14个大项。这就是我为了考古而挖掘的沟壑，这不是什么控制变量的实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究人类洞察力的真相。
我会按照一些情形来进行分类，例如主人公是否陷入了难题（是或者否），是否有时间深思熟虑（是或者否），洞察力是突然出现还是逐渐培养的，诸如此类。当我确定了这些分类标准之后，我跟我的助理研究员安德里亚·加洛斯开始分头给每个事件贴标签，按照这14个类别将它们分别归类。一开始，我们划分范畴的重合度是78%，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开始了。然后，我们会就那些分类标准不同的案例进行探讨，调整我们各自的标准，减少模糊地带。我还给一些故事增加了新的细节。到了项目最后，我们划分类型的重合度高达98%。 最后，我将这120个案例分成了5种不同的获取洞察力的策略方式：触类旁通、巧合事件，好奇心驱使、自相矛盾以及急中生智。事件的发生，是不是因为主人公把不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了？或者主人公注意到了某种巧合，才产生了洞察力？或者是主人公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发现这件事情很奇怪？还是说主人公注意到了某种自相矛盾的地方？又或者主人公陷入了某种僵局，急切地想要找到某种方法来打破僵局？
山本调派353架战机，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对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日本袭击了当时停靠在珍珠港的全部8艘美军战列舰，击沉其中4艘，其他战舰也遭受重创。日军还重创或击沉了其他舰艇，包括3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击毁188架美军战机，造成了2 402名美国人阵亡。 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是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他甚至在山本之前就看到了塔兰托战役背后的意义。塔兰托战役结束不到两周，在1940年11月22日，斯塔克就签署了一份备忘录。
斯塔克写道：“到现在为止，夏威夷水域最可能遭受突袭的目标是停靠在该水域的舰队。”备忘录还写道，“在珍珠港内放置鱼雷网”是非常有必要的。之后，1941年1月24日，斯塔克写信给他的直属上级、时任海军部部长的弗兰克·诺克斯，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我们最终跟日本开战，我相信日本从一开始就会对珍珠港的美军舰队和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虽然各为其主, 但这两位海军上将都迅速地洞察到了英军发动塔兰托袭击背后的重大意义。日本军人将这份洞察力转化成了突袭的作战计划，而美国人呢, 根本就没有把斯塔克将军的警告听进去，哪怕他是整个美国海军的“一把手”。
但是，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保持警惕, 确实是很难的事情。每天都有新的紧急情况，这会让人分心，而且人的精力就那么多, 用来加强防御的精力多了, 放在军事训练上的精力就会减少。此外, 鱼雷护网会影响舰船进出珍珠港。而斯塔克将军发出的警告, 在旁人看来是否真的迫在眉睫? 要知道珍珠港水深很浅，负责军港防务的将军根本就不相信日本人能够通过飞机发射鱼雷, 对美国舰只进行攻击，他认为鱼雷肯定会陷进泥里。当然, 也有海军官员收到日本人已经开发出浅水鱼雷的消息，只不过他们懒得将这份情报提请珍珠港指挥官注意。结果, 设置鱼雷护网的建议根本就没有落实。
爱丽森·戈普尼克是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发展心理学家，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她两岁的儿子一句随口的评论，竟让她产生了联想，
戈普尼克认为，人们低估了幼儿的智慧。她甚至怀疑，在有的情况下幼儿甚至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这种能力称为心智理论，也就是说，承认其他人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喜好。戈普尼克相信，小孩子认识世界的方式其实跟科学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设想一套理论或故事来解释事物运行的原理。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幼儿和儿童学习的积极性要比科学家们高。他们活着，似乎就是为了认识周遭的世界，而不是局限于自己有限的专业领域。而成人只在跟自己最相关的事情上花费精力。幼儿不会把注意力只放在一件事情上，但是他们对于意料之外的事件会更加敏感。
有一种说法认为，幼儿与成人相比，发育未完成，是有缺陷的。但是，戈普尼克反对这种想法。她认为幼儿在某种程度上跟成人是不同的，对于周遭的事物，幼儿有时候甚至比成人更加敏感。2009年，戈普尼克写作的《宝宝也是哲学家》一书中，就描述了婴儿身上展现出来的惊人能力，例如移情能力。 发展心理学家之前认为，7岁之前的小孩子是没办法理解别人的想法的。戈普尼克则认为这种所谓的去中心化，也就是理解别人的能力，小孩子不到7岁就已经掌握了。不过，她并不清楚怎么证明幼儿确实具有这种能力。
终于，戈普尼克等到了这一刻。有一天晚上，她邀请朋友来家吃晚餐，作为女主人，她做了一份精致的甜点——樱桃酒浸菠萝。戈普尼克两岁大的小儿子尝了一口，马上做出一个痛苦的表情。在书中，戈普尼克写道：“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的儿子经常莫名其妙地对我说，‘妈妈，你可能觉得菠萝很美味，但是我觉得真难吃！’” 戈普尼克把儿子的无心之语设计成了一个实验，就是花椰菜和金鱼饼干的实验。她找来一些14～18个月大的婴儿，把生的花椰菜和非凡农场牌金鱼饼干各准备一碗放在他们的面前。结果表明，婴儿们都更加喜欢金鱼饼干。
接下来，戈普尼克的同事、研究员贝蒂·雷帕科利从两个碗里各挑出一小块食物，尝了几口，对其中一种食物做个笑脸，对另一种食物做出一个恶心的表情。在实验的前半段中，雷帕科利对金鱼饼干做恶心表情，对花椰菜做笑脸；而实验的后半段，她会做出相反的表情。 之后，雷帕科利会对这些婴儿们伸手，向他们讨点儿东西吃。18个月大的婴儿们一般会把雷帕科利喜欢的东西给她吃，哪怕雷帕科利喜欢的是花椰菜，而不是他们自己喜欢的金鱼饼干。也许你会觉得这些小朋友舍不得金鱼饼干，想留给自己，但事实上，就算雷帕科利喜欢的是金鱼饼干，这些幼儿也会很大方地跟她分享。但是，14个月大的幼儿却不能够理解为什么雷帕科利会再现出对花椰菜的喜爱，他们会直接分一些金鱼饼干给她。 通过这个花椰菜和金鱼饼干的实验，雷帕科利和戈普尼克证明，虽然14个月大的婴儿还没有移情能力，但是18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具备了此种能力。18个月大的小朋友不会自顾自地行事——直接把自己喜欢的金鱼饼干给雷帕科利，也不会自私地把金鱼饼干藏起来。相反，他们注意到雷帕科利似乎喜欢花椰菜，于是把花椰菜给她吃。这类实验开拓了心理学家们的思路，帮助他们洞察到幼儿的思维方式。
对于这套触类旁通的理论，我其实还是有所保留的。这套理论认为，所谓洞察力就是把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但是我本身对于这套“把相关事情联系起来”的比喻多少有些反感。虽然在山本、斯塔克、查尔菲、戈普尼克和达尔文的故事中，他们确实把相关的事情联系了起来，但是我没有谈到他们故事中那些不相关的信息。这些不相关的信息会把整个故事的节奏拖慢，但却是洞察力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你必须决定究竟联系哪些信息，不联系哪些信息。
如果事先就把不相关的信息去掉，把模棱两可的信息定义清楚，然后再把看上去不同但是本质上相同的信息分门别类地搞清楚，那么每个人都能够轻松完成这项联系信息的工作了。如果最终剩下的都是各不相同又确实有用的信息，那么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的工作就要简单得多了。但要是面对许多不明确的信息，这种联系的工作就要麻烦一些。“触类旁通”的理论忽视了找出有用信息的那个步骤，从这种理论出发，获得洞察力的难度被大大地忽视了。
在我搜集的案例里面，一共只有9个涉及好奇心的案例，绝对数量比涉及巧合的案例还要少。但是，好奇心并不容易给我们添额外的麻烦。如果我们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进行了研究，结果什么也没发现，我们最多只是浪费了一些时间。相比之下，对巧合事件的研究则有可能误导我们。 我们对于巧合都很熟悉，对于事物间的联系也非常敏感。有时候，我们太过敏感，自认为感知到了某种联系，其实这种联系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那些“纯属巧合”的事件心有不甘。
如果仅仅是注意到某种巧合，这不是能够有所洞察力的充分条件。伯内尔、戈特利布以及丹佛野马队的橄榄球教练们都不会调查他们看到的每一项联系、注意到的每一处巧合。他们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注意到巧合背后重大的意义，哪怕他们可能暂时还搞不清楚，这个所谓的重大意义究竟是什么。
1982年，澳大利亚医生巴里·马歇尔发现，慢性感染会导致体内溃疡。但是，在此之后的10年，他却被驱逐出了医学界，
2005年，马歇尔因为这一重大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他的获奖感言中，他引用了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的名言：“获取知识的最大阻碍不是无知，而是对于知识的幻觉。”
1981年，这是巴里·马歇尔进行专业医学训练的第3个年头，他希望能够在心血管和心内直视手术领域多获得一些经验。根据研究的相关要求，马歇尔开始跟一名叫作罗宾·沃伦的病理学家一起工作。沃伦早在两年前就注意到，人的肠道经常受到一种锥状细菌的感染，而这种细菌居然能够在充满酸液的胃中生存，生存能力真是顽强！这种细菌的感染会布满整个胃部。沃伦在20位接受了活体组织检查的患者样本上发现了这种细菌，一开始医生还以为这些患者罹患了癌症。沃伦在他们的样本上倒是没有发现癌细胞，不过他发现了这些细菌。沃伦想着，这一巧合的背后是否别有深意。
为了进行自己的研究项目，巴里·马歇尔同意对这种巧合进行深入调查，他准备研究这20名病人，看看他们的身体是否出现不适感。当他扫视名单的时候，马歇尔看到了一位自己之前的病人。那是一位中年女性，她之前就不断地向马歇尔抱怨，自己总是胃里反酸，并且有慢性胃痛。她做了常规性检查，但没有什么特别发现，于是，医生打发她到一个病理学家那里去，结果那人居然给她开了抗抑郁药。好了，现在这个病人在罗宾·沃伦的名单上，这似乎暗示了慢性胃痛和锥状细菌之间存在什么联系。
名单上的另一个病人是一位八旬老翁，他也有严重的胃痛症状。医生开出的诊断认为，他的肠道血管正在萎缩。因为年纪太大，不能动手术，医生给他开了抗生素，打发他回家静养。结果两个星期之后，他几乎是充满活力地回来复诊，称自己的胃痛已经好了。马歇尔对于这个巧合也是印象深刻。 于是，马歇尔和沃伦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些巧合。他们把这一细菌正式命名为幽门螺旋杆菌。马歇尔一头扎进病历库里，他发现早在1892年就有人报告过一种螺旋形的胃部细菌。但是，对于这若干份报告中出现的巧合，还没有人进行过医学评论。
马歇尔和沃伦思考，是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了这些病人所反映的这些胃部疾病。他们把自己的发现投稿到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肠胃病协会的学术会议上，但是评审专家没有接纳他们的论文，认为这篇论文质量低劣，在所有当年的投稿中只能排在最末的10%。 但是，马歇尔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制订了一份研究计划，准备对100位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的病人进行临床试验，对他们的胃部切片进行实验室培养，看看其中有多少人也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如果马歇尔和沃伦的猜想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其中许多的胃溃疡患者，可能是大部分，甚至全部患者，在他们的胃切片中都应该能找到幽门螺旋杆菌。如果获得了这样的结果，就能够在溃疡和这种细菌两者间建立起联系。这一结论将会给未来的研究打开大门，甚至证明导致胃溃疡的是这种细菌，而不是病人的外在压力。 马歇尔和沃伦申请到了一年的经费来进行他们的研究，研究从1982年开始。
不过，这项研究就像是一个大失败，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他们在前30名患者的胃里都没有找到幽门螺旋杆菌的身影。 看上去证据已经够明显了。那些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的患者体内根本就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看样子没必要再花费时间、精力去完成整项研究了。这个巧合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既然他们已经拿到了研究经费，马歇尔还是义无返顾地继续进行研究。之后，他在偶然间发现了新情况。有一天，实验室技术人员给他打电话，告诉马歇尔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例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培养切片。
原来，实验室技术人员每隔两天就会把培养组织扔掉，而马歇尔对此完全不知情。对于链球菌感染，技术人员的惯例就是只培养两天，而大部分培养切片进行的都是这种链球菌培养。两天之后就扔掉样本，是因为链球菌样本是通过喉部海绵采集的。对于链球菌感染而言，第一天你可能会看到些什么，但是到了第二天，样本就会被口腔中的其他生物体感染，基本上没有什么保留价值了。但是，事实证明，在实验室环境下，幽门螺旋杆菌的培养速度要比链球菌慢。从胃中取出的培养标本不会被其他生物体感染，这与喉部海绵采集的方法不一样。因此，可以说实验室丢弃马歇尔的标本的时间过早了。
幸亏医院的这一常规在这次被打破了，这是马歇尔的幸事，也是全世界胃溃疡患者的幸事。当马歇尔和沃伦的实验进行到一半，医院突然在某间病房发现一种超级细菌，曾经靠近感染病房的每位工作人员都需要进行隔离。结果，微生物实验室就没时间去拿马歇尔最新的培养样本进行检验，也没时间处理这些样本。这批样本是星期四采集的，被放在实验室里整整5天，这段时间足够幽门螺旋杆菌好好成长了。5天之后，实验室技术人员得到这个好消息，立刻就给马歇尔打了电话。 听到消息，马歇尔既高兴，又震怒，因为整整浪费了6个月的时间。
马歇尔和沃伦跟技术人员说，把样本培养得更久一些。结果在剩下的样本中，他们总共找到13名十二指肠溃疡患者，其中每个人身上都检测出了幽门螺旋杆菌。 事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前30个患者的证据其实是不准确的。他们的样本扔得太早，扔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呈现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像这样的例子正好说明了我们不能盲目相信手中的证据。哪怕你在采集证据时已经极其小心，但是我们无法知道所有可能影响甚至污染证据的因素。
马歇尔和沃伦乘胜追击，开始将幽门螺旋杆菌和胃癌联系起来。患胃癌的人肯定有胃炎，所有有胃炎的人又都有幽门螺旋杆菌。这算不上什么证据，但却是强有力的巧合。 马歇尔和沃伦推断，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胃炎，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胃癌的产生。他们认为胃溃疡（和胃癌）正是由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而不是什么外在压力。如果他们的设想是正确的，那么医生就可以用抗生素治疗胃溃疡，清除感染，而不用做手术。但是，医学界却对马歇尔嘲讽有加。医学研究人员仍然非常肯定，导致溃疡的一定是外在压力。
他用自己的实例证明了幽门螺旋杆菌直接引发胃溃疡。他继续采集其他数据，终于在1983年发表了不容置疑的文章。但不幸的是，整个医学界还是对他的论文和证据嗤之以鼻，长达10年之久。 不过，等马歇尔搬家到美国之后，情况有了好转，他的曝光度也有了提高。像《读者文摘》和《国家询问者》之类的杂志对他拿自己做实验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因此发表了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标题也很有噱头，例如“医生拿自己当小白鼠，实验治好自己的胃溃疡”。这样一来，虽然说他在科学方面的公信力受损，但是他把有效的信息传递给了公众，食品和药品监督局（FDA）和全美卫生研究院开始介入。虽然坊间还是认为外界压力导致胃溃疡，但是医学界终于停止对胃溃疡病人进行胃切除手术了。
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在搜集证据的时候，一些看上去合情合理的结论，到最后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如果你觉得这个例子只是特殊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这个故事中，整个医学界都忽略了引发黄热病的真正原因，因为研究人员太过相信既有的数据。
沃尔特·里德被派往古巴，去搞清楚应该怎样预防黄热病。去之前，里德就知道整个医学界对于这种疾病的态度，即不良的卫生条件导致了疾病的产生，而且这种疾病有可能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播，或者更有可能是通过空气传播。里德的领导告诫他，不用理会那种蚊子致病的假说，因为专家已经证明了这个假说是错误的。 居安·卡洛斯·芬雷是一名法国裔的苏格兰医生，在古巴工作长达几十年，一度因为机缘巧合，提出了蚊子致病的假说。每当出现一种类型的蚊子——库蚊属（Culex，现在被称为“库蚊”时），黄热病就会出现。反过来也成立——没有库蚊属的蚊子时，就不会有黄热病。当气温降低、蚊子绝迹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黄热病；只有等到来年夏天气温再度回升、蚊子卷土重来的时候，黄热病才会再度出现。库蚊属蚊子不能忍受高海拔的环境，因此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的人们从来不会患上黄热病。因此，在1881年，芬雷提出黄热病通过蚊子传播，而不是因为不洁的卫生条件，或者跟患者直接接触。
但是，外界纷纷嘲讽芬雷的蚊子致病假说，这跟百年之后外界嘲讽马歇尔的幽门螺旋杆菌假说别无二致。人们送给芬雷“蚊男”的诨号，认为他的想法怪异，是一个疯狂的怪老头。芬雷也确实进行了实验，甚至让蚊子先去叮咬黄热病人，之后再去叮咬健康的志愿者。不过，这些健康的志愿者没有一个因此染病。出于这个原因，一开始还对蚊子致病假说半信半疑的医学界，一下子得出结论，认为这项假说确实不成立。毕竟，证据清楚明白。
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医生沃尔特·里德于1899年和1900年先后两次前往古巴，专门研究黄热病。在古巴期间，里德听到了一个奇怪的案例：在一间囚房里，所有犯人共同分享食物、床榻和被褥，但是其中仅有一位染上了黄热病。囚房很臭，每个犯人都难辞其咎，而且所有人都呼吸同样的空气、闻同样的臭气，但是其他人都没有患病。囚房有一扇小窗，只有像蚊子之类的生物才能飞进来。 此外，里德从美国南方收到一份报告，汇报了当地黄热病爆发的疫情。亨利·罗斯·卡特是一位密西西比州公共卫生机构的医生，他发现这一疾病存在潜伏期。如果一艘轮船靠岸，乘客中有黄热病人，可能会有人立刻发病，但是接下来有12天到3个星期的时间，暂时不会出现新的病例。
卡特怀疑，新的黄热病例可能会有12～21天的潜伏期，那些轮船到港时已经病倒的乘客，他们的症状已经显现，而那些两周之后才出现症状的乘客，可能在船上的时候已经被蚊子叮咬，并且已经病倒。病毒在蚊子体内充分发展，之后这些蚊子才去叮咬新的乘客。中间两个星期的风平浪静，其实就是病毒在蚊子体内发展所需要的时间。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卡特调查了好几幢房子，这些房子中都住过黄热病人。当这些黄热病人病倒之后，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那些造访这幢房子的客人都很健康。不过之后，造访这里的人就染上了黄热病，哪怕最初的病人已经搬离。卡特推理认为，蚊子也需要潜伏期，在这之后它们才开始传染疾病。这一推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卡洛斯·芬雷就算拿蚊子做实验，想要证明蚊子传播黄热病，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幸好，卡特在这个时候被领导派往哈瓦那，担任港口检疫官员。在那里，卡特有机会跟沃尔特·里德传达自己的想法，也就是黄热病可能存在潜伏期。里德的领导虽然告诫过他，但是里德还是重新考虑了芬雷的蚊子致病假说。 有一次，沃尔特·里德回美国，他的两名助理杰西·拉扎尔和詹姆斯·卡罗尔，在获得里德的许可后开始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这两位助理先让蚊子叮咬黄热病人，12天之后，再让自己成为这些蚊子叮咬的对象。这跟芬雷的实验完全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中间有一个潜伏期。
这次，实验果然获得了预期的效果，甚至效果过于明显。拉扎尔和卡罗尔两个人都因为染上黄热病而病倒。拉扎尔的病情太重，最后不治身亡。詹姆斯·卡罗尔则一度神经错乱（护士报告说，卡罗尔说了不少疯话，比方说他的黄热病是蚊子传播给他的），幸好最后还是康复了。等里德从美国回来，卡罗尔向他报告了实验结果。于是，这两人开始进行更加严谨的对照试验，最终证明库蚊属确实会传播黄热病。 在做出这项重要发现之前，里德的研究团队必须摆脱错误数据的误导（比方说芬雷进行的失败实验），同时摒弃错误的观念（人们不相信蚊子是致病元凶）。
蚊子致病假说的证实，要解决缺乏说服力的问题。一只小小的蚊子，居然会戕害成人，这显得非常荒谬。同时，还需要证伪其他的假说，比如毒气假说就认为，是不洁的卫生条件和有毒空气导致了黄热病这样的疾病蔓延。听上去毒气假说比蚊子传播假说要可靠得多。一般人到肮脏的地方，能够闻到各种臭气，很容易设想这些臭气有害健康。 不论是胃溃疡案例，还是黄热病案例，都表明那些错误的数据有可能会“证伪”明明正确的洞察力。如果只相信巧合，而对证据视而不见，这固然可笑，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不假思索，通盘接受所有证据。有些证据背后可能存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变量，使得其证明效力大打折扣。
从自相矛盾中所获得的洞察力，跟由好奇心驱使而获得的洞察力并不是一回事儿。好奇心让人们纳闷，但是自相矛盾的地方则让人生疑——“这肯定有问题”。在我的数据库里，只有9个好奇心驱使的案例，它们同时也被贴上了自相矛盾的标签。 这类源自矛盾的洞察力，确实让我相当意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里都对它感到抗拒。一方面，我很清楚，许多的洞察力来自于不同想法之间的触类旁通；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在很多案例中，一个人发现了某种巧合，或者因为好奇心，而做出了重大发现。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到，人们居然能够从自相矛盾中获得洞察力。可在我的数据库里，超过1/3的案例，也就是120个案例中有45个案例，都与矛盾有关。就算其中不少案例同时贴有“触类旁通”以及“巧合事件”的标签，但从矛盾出发，基本上是产生洞察力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
当氯仿逐渐替代乙醚成为新的麻醉剂后，斯诺立刻调整研究方向，改弦易辙，同样成为氯仿麻醉方面的权威。 他的研究和专著倡导麻醉剂的使用，从而减轻了病人在医学手术中的痛苦。他甚至受到邀请，在维多利亚女王最后两次分娩时，作为女王的麻醉师。女王也说，她对于麻醉剂的效果感到非常满意。 因为斯诺的名声显赫，所以当他提出自己的关于霍乱传播的理论时，人们不会把他当作怪人；不会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待哈里·马可波罗斯那样冷漠，也不会像澳洲医学界对待巴里·马歇尔那样无情。要知道，斯诺是一位知名的医生。但就算德高望重，外界还是对他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可以说，一旦一个人想要挑战公认的“智慧”，就算专业出众，也无法逃避外界的攻击。
斯诺之所以会对霍乱的致病源感兴趣，是因为他读到了一则很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霍乱不治，一名水手死在宿舍里。几天之后，另一个人搬进了同一个房间，也染上了霍乱。但是，这个现象并不符合所谓的毒气理论。如果说呼吸有毒空气会传染上霍乱的话，为什么住在其他宿舍里的人没有染病，住在同一个宿舍区里的人也没染病？所谓的毒气会随着空气流通，遇到毒气的人都应该被感染才对，但是霍乱却并没有按照这个方式传播。可以说，这则水手的故事拉响了斯诺头脑中的“摆动犯规”警报。 现在，他开始思考谜团中其他的信息碎片——跟病人曾经同处一室的人群中，有一些根本没有接触到病人的人却病倒了；而另一些接触了病人的人却没有染病。这一观察也与所谓的毒气理论相矛盾。 触动斯诺的还有另外一个矛盾。从医生的角度出发，如果霍乱真的是通过有毒的空气传播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在病人肺部发现损伤。但是，病人的肺部却没有什么异常。损害发生在病人的消化系统，这个巧合似乎意味着病人是通过吃喝而染病的。
这就是斯诺的洞察力。病人是通过消化系统染上霍乱的，而不是因为呼吸恶劣的空气。但是，他们的饮食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于是斯诺搜集了更多的资料，他怀疑其他人在接触到病人排泄物之后可能会染上霍乱，也可能是通过直接接触，更有可能是饮用了受到污染的水。 霍乱似乎与给水系统一直脱不开关系。斯诺发现，1849年的那次霍乱疫情当中，12名最后死亡的病人居住在同一片贫民窟中，他们的小屋排成一排、相互连接，都从同一口水井取水。此外，还有证据显示，污水会流入这口水井当中。而附近另外一排类似的小屋的居民从另一口水井取水，其中只有一位居民死于那场疫情。所有人都呼吸同样的空气，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刚才提到的证据，把焦点指向了给水系统。
斯诺还有另外一个发现：同一个社区从两家给水公司取水，一家来自河的上游，一家来自河的下游，这简直就是一场天然的实验。上游的公司从伦敦北部的泰晤士河取水，更重要的是，取水点在下水道排污口的上游，这家公司的客户没有感染霍乱。而下游的公司则在排污口下游取水。在这家公司的客户中，有很大比例的人患上了霍乱。同一个社区的所有居民呼吸的空气都一样。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巧合。在前述矛盾和巧合的基础之上，斯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污染的水源才是导致霍乱的罪魁祸首。 1854年，英国再次遭遇一场大规模的霍乱疫情。约翰·斯诺和一位志同道合的调查者亨利·怀特海牧师证实，在怀特海的社区里，一口叫作宽街水泵的水井附近出现了大量的霍乱病例。下图中标有“X”的地方就是水井所在地，你能够看到符号周边的病例非常密集。斯诺推测，这口水泵的水源很可能已经受到污染。
斯诺还发现这次的疫情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一家本地酿酒行的员工无一感染霍乱。他们与病人呼吸了同样的空气，但是跟其他人不同的是，这些人要是渴了只喝自酿的啤酒，而不是饮水。 斯诺还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有一位妇女从宽街水泵附近搬走，但她还是感染了霍乱。本来这则案例应该算是斯诺理论的反例，但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这位妇女非常喜欢原来水井的口味，他的儿子特意在她去世前从宽街水泵那儿打了一罐水回来。这样看来，这个案例不但没有动摇斯诺的想法，反而变成了支持斯诺理论的证据。
之后的调查发现，一名婴儿的尿布污染了宽街水泵的水源。婴儿母亲在一个木桶里清洗尿布，然后把脏水倒进了污水坑，污水坑中的水流过宽街水泵的一些裂缝，渗了进去。当地议会决定把宽街水泵封起来，他们卸掉了水泵的把手。而邻近社区的有一些人并不相信斯诺的水污染理论，他们非常愤怒，因为这口井里的水的味道非常好。随后，霍乱疫情便消失了。
由于当时霍乱疫情本来就已经在逐渐减轻，所以把水泵把手拆掉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别的效果。不过，这一巧合还是被公众所认可。坊间津津乐道，正是因为水泵的把手被卸掉了，疫情才消失了。好的故事总是让人难以抗拒，哪怕它们其实是错误的。 虽然斯诺的名望很高，但他还是受到了医学界的嘲讽，特别是那些支持毒气理论的专家，这帮人坚信霍乱是通过毒气传播的。英国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批判斯诺理论的荒谬可笑。尽管如此，就在宽街水泵事件之后，斯诺的水污染理论很快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则成功的故事越过大西洋传到美国，帮助美国人预防了霍乱的侵袭。
急中生智并不仅仅发生在实验室里和棋盘上，有时候它甚至关乎生死，例如在1949年8月5日蒙大拿州的曼恩峡谷，瓦格纳·道奇就发明了某种方法来逃脱一场森林大火。这天下午，15名空降消防员跳伞进入西蒙大拿，想要控制一场森林大火。不到两个小时，其中的12名消防员被火情大爆发而困住，他们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奄奄一息。所谓火情大爆发，就是指大火在风力的作用下意外形成的火焰风暴。火情大爆发对于一场普通的森林火灾而言，就相当于飓风之于一场海洋风暴。
他们沿着曼恩峡谷向下走了大半段，就在这时，瓦格纳·道奇发现靠近他这边的峡谷谷底有一缕烟冒出来，也就是在曼恩峡谷的北坡。他立刻认识到，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大火已经“传点”了，也就是说，南坡大火的火星和灰烬被风带了过来，在北坡点燃新的大火，一场二次火灾，就在他们所处位置的下面。一连串的二次火灾会迅速演变成火情大爆发，而且这也确实将要发生。 现在，道奇看到一场大火在河边的谷底位置酝酿。道奇知道，这场大火会沿着山谷北坡迅速上窜，而现在他和他的队员就挡着火情的去路。大火很有可能把他们全都烧死。 道奇命令全体队员往山顶跑，去寻找安全地带。但是，当他回望山顶时，他才意识到他们不可能跑得上去。大火就在后面追着，而且愈发迅猛。
诺曼·麦克莱恩曾写过一本关于曼恩峡谷的书《年轻人和大火》，他采用的那幅用来说明消防员困境的图，在我看来最为惊心动魄，光是研究这条曲线就让我两腿发软。 上图横轴显示的是时间。当火苗跨过密苏里河绵延到曼恩峡谷谷底的时候，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追上了跑得最远的消防员。虚线代表大火，实线代表跳伞消防员，这幅图显示了双方之间的追逐。消防员先是沿着山谷一直往下走，到达点6的位置，这个时候道奇首先看到了冒烟的信号，然后他们于5点45分开始往回撤。纵轴则显示了以点6为起点往上和往下的距离。 5点53分，消防队员们疯狂地向上攀爬到达点7，他们开始扔掉随身携带的装备。借助每小时30英里的风势，现在大火焰只差一分钟就要追上他们了。有人估计这场大火的火势有30英尺高，其他人则估计它高达200英尺。道奇将其描绘成一道烈焰墙，就像是裹挟着火焰而不是海水的海啸。 大火一开始移动缓慢，直到5点49分才到达点6的位置，距道奇首次发现曼恩峡谷谷底的烟雾已经过去了19分钟。不幸的是，火势蔓延的速度加快了。随着山谷越往上越陡峭，火势蔓延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消防员跑得更加辛苦。火势最迅猛的时候，以每分钟660英尺的速度蔓延。在图右边的最后一小节，即消防队员逃亡的最后一段距离，斜坡的角度为76度。 诺曼·麦克莱恩自己也曾经被森林大火困住过，而且命悬一线，所幸最终死里逃生。他回忆道：“在山坡上被烧死，其实至少是死了3次，而不是之前人们说的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