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字涉，阳城人。据考应为现在的河南东南告成镇人。告成镇原为古阳城，位于河南省登封市东南11公里处，嵩山和箕山之间，颖河横贯腹地。清乾隆县志载：“阳城和太室，都居九州中心，位置非常重要。”这里向有天中地心之说。可以说此地古来人杰地灵，按照古说一般都会出英雄人物。
陈涉揭竿而起的原因在太史公看来是陈涉本人志存高远，少年佣耕之时便有鸿鹄大志，这好像为他能够揭竿而起，加速暴秦灭亡提供了一个合乎中国人心理承受和历史审美观的一个理由，并且在与吴广密谋时心系天下，哀扶苏，怀项燕，肺腑之言使得吴广以为然。从太史公的笔下我们可以知道陈涉作为一个佣耕子弟，居然是心存大志且具有谋略的人，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模样。那么，陈涉其人的思想根基有来源于何处呢。我们可以发现陈涉此人在政治方面建树不多，他在大泽乡揭竿起义之后一路顺风，后期的辉煌也是他的副手们的功劳。一个看似没有能力的人居然能够带动一群底层大众人摧毁了秦帝国许久以来一直高傲的姿态，这个是暴秦的酷刑威逼的结果，秦帝国在焚书坑儒后举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这种专制的结果导致文化阶层非主流文化精英的流失。而这种流失体现在国家政权稳固和发展方面就是与统治阶级的对抗力的加强，陈涉作为这种底层文化圈的一个分子，他也许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能够作为一个下层文化圈子的代表供我们研究。他能够熟谙人性心理学，能够通过神巫之说挖掘士卒内心的归属感，依托他们原始求生的凝聚力得以揭竿而起，从而在看似高密度的政治体制框架内从文化微隙的偏侧打开了一道突破口。这个文化突破口以军事卒役暴动为载体，使得这场文化战争看似是军事或者政治战争。那么，让我们分析一下自从焚书坑儒后秦帝国的文化处境如何，这场文化之战怎样以一种军事化和政治化的手段和呈现方式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怎样的思考。
我们许多人提出关于秦朝时期农民阶级的小农思想和能力到底有没有那么远见和卓绝，可以推翻一个高密度精确管理的国家，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文化方面：秦朝焚书坑儒后我国思想文化发展进入一个低谷，通过政治高压手段来施行文化钳制使秦朝的愚民政策发挥了作用。百家争鸣时期留下的热烈的文化氛围在此进入低潮。而作为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依托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文化高压政策在中央对官员的做功和作用都显得很强烈很明显。但是当这种高压的文化政策想要渗入到底层文化圈层时显得有些不力不从心，然而底层文化圈是由许许多多的分子所组成，这些分子中不乏具有一些知识分子阶层退化的或者是隐没的政治精英，他们有的是哀于亡国不想为暴秦服务，有的是归隐安居，有的是非主流学派。这些百家争鸣的遗留物以一群人物或者几卷经书的形式来为底层文化圈服务。当然再暴力的国家机器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驱除所有的非正统文化，这一方面是作为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存在就是为了缓和矛盾，寻找一条能够维持双方面平衡的路子来走。这些底层文化圈的知识分子既可以做到深入和切身理解作为下层百姓的痛苦，又能够将这种痛苦以及这种痛苦产生的反抗意识和暴力夺权思想酝酿成一整套可以施行的具体的步骤方法。我们可以说秦朝的焚书坑儒的确是为自己的灭亡种下了祸根。其实百家齐鸣是一种泛滥乃至滥觞的思想文化运动，客观来说战国之所以战争无数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思想文化发展的恶意性膨胀泛滥。各个国家都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对外宣传自己的思想，这既是政治实用主义的要求，也是为国家长远发展考虑。在后人看来这为我国思想文化融合性发展做了极大的贡献，但是思想碰撞融合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复杂的和残忍的。文化之间的攻击并不是口水战，其更加强调政治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每一个文化流派的背后都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来做支持，这就使得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并不是多么友好。而秦国焚烧坑儒既有作为法家等执政学派或者正统思想的暗示和推动，更有的是作为政治统治阶层也发现了这个弊病，所以焚书坑儒在当时看来的确尤其合理性。这场思想滥觞后的思想低潮使得我们许多人扼腕叹息，但是这场被称为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浩劫的文化暴虐行为的代价是极高的。秦朝亡国的原因是苛政和暴虐，但我还是想说焚书坑儒后推行的文化钳制主义亦是其灭亡的一大原因，文化作为一种抽象的东西却时刻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暴秦而言，推行文化高压政策是政治统一的需要，但是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却忽视了一种文化从传播到接受再到消除该文化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种东西要想改朝换代比政治和经济变革都来得要漫长，甚至有的文化就不可以强行暴力消除，否则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焚书坑儒作为历史性悲剧既具有它发生的合理背景，又有它遭到后世鞭笞的合理理由。我们可以知道秦国作为七国中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对其内部进行文化改革的阻力较之于其他六国小，这一方面与秦国的地理位置有关，偏西陲之地偏僻阻塞，文明程度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显得很囊中羞涩，这的确可以与斯巴达相媲美，尚武精神浓厚，精于作战，人人都善于打仗。而在后来的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和势力都大为增强，这的确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文化改革分不开。文化的开放和发展史作为一大批的非秦之人促进的，秦国的变法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方面在于措施和手段都能够适应于社会的发展和变法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于秦地本来的土著文化发展不充分或者未成体系，还有贵族阶层的势力微弱，这种先天性的缺陷导致了商鞅变法的地方性抵制和贵族妨碍没有发挥过多作用，使得所谓的愚民之术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然而这个在秦地得以初步实施并且作用良好的措施，被秦始皇搬上秦帝国这个大舞台时却难以发挥正作用甚至是起了一个反作用。帝国大厦以一种文化包容姿态得以建立，却为一种文化抵制浪潮所淹没。
而陈涉的文化根源在于小农意识和非主流文化的培植，‘奋臂为天下倡始’的首义精神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思想必须是由农民阶级所产生而且受非主流文化精英的教育和扶持，焚书是法家思想对其他思想流派的胜利，这种胜利在我看来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的确是法家思想给秦帝国注入了新鲜的不同于其他六国的国家运行机制血液，这是它胜利的资本。与此同时也是对其他文化流派的挑战，尤其是作为在战国后期逐渐发展壮大的儒家流派来说是一个重创和耻辱，但也是一个警醒和启迪。至于在大泽乡起义攻下陈县之后起义军发展壮大，归附者越来越多，而且有从氓隶平民到贵族王公的变化，尤其是我们看到后来山东儒生、孔子八世孙孔鮒也‘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文化流派的大家之一儒家也参与进来，更加说明了文化在野派已经对现存的文化发展秩序抱有极大的怨恨，他们急需得到一种能够和平的文化环境和平等的文化姿态来交流，而暴秦不想也不能够提供这样一个环境，所以文化的反攻带领着军事打击和政权更迭的政治性质来由各国残余政治势力来策应这场暴力革命。
陈涉大泽乡起义的成功无疑是连参与者都始料未及的投机式农民暴动。这场暴动的原因在于‘失期，法皆斩’，秦朝法律的严苛性是其政权能够灭六国的资本，也是秦帝国迅速灭亡的祸种。我们可以说秦帝国大厦轰然倒下的原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结到文化反叛，对文化的暴力式消极性对待导致文化的反攻迅速进入一个状态。与此同时军事反叛和政治割据加速了这个宏伟帝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