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四清运动
第三十四回 包产到户： 曾希圣初试责任田 邓子恢力挺搞单干
【导读】1962年上半年，中共党内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毛泽东视之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导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过度忧虑。他强调对干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于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社教运动随之展开。
一、初试责任田
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史称“三年困难时期”。这种困难局面的出现，固然与连年遭受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有关，但还是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弊端所致。因此，要解决农村面临的严重困难，于是，一种叫做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应运而生。
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信，就举了这样一个生动例子。在安徽太湖县徐桥村实行了“责任田”，附近的宿松县没有实行。徐桥嫁到宿松县的姑娘们三五天跑回娘家一趟，为的是多吃几餐饱饭，回去还要带些粮食走。做母亲的叹气道“:唉，你们宿松县不实行责任田，真急人。”农民对“责任田”是交口称赞，当时有流传下来的民谣称：“七级工，八级工，不胜社员一沟葱；骑着车，带着表，没有社员吃得饱”。
尽管广大农民拥护包产到户，但在当时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的背景下，包产到户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安徽包产到户的做法，柯庆施的态度暧昧，说这个办法不要推广，可以试验。
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希圣在华东组介绍了这种办法，大多表示“试验可以，推广值得考虑”。此时，毛泽东正在寻求如何解决严重饥荒问题。3月中旬，曾希圣当面向他汇报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希圣立即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又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3月下旬，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多于坏处。毛泽东未表态。1961年7月，曾希圣又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普遍推广。可到了12月份，毛泽东和曾希圣商量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变过来。曾希圣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一些人认为包产到户导致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从初级社的水平又后退了一步，从社会主义退到了资本主义。曾希圣支持搞“责任田”，被批判为“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而撤职。安徽省第一书记由李葆华继任。
新的安徽省委做出改正“责任田”的决定，认为“责任田”“在方向上是错误的，与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要求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其余部分在1963年内改正。与此同时，山东等省就纠正“单干风”也做出了决定。
二、遭受批评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1961年应成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此后，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纷纷投入了对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社情等的调查研究。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上海、杭州调研时看了安徽“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7月初，他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毛泽东回京后，当夜就约陈云谈话。陈云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问题。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当时毛泽东未表态。
时任中央农工部部长的邓子恢到广西桂林调查龙胜县的包产到户情况。之后邓子恢又派调查组赴安徽调查“责任田”，调查组寄给邓子恢的报告认为“责任田”在集体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上是个创新，借群众“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的话高度肯定了“责任田”。在一系列调查报告的基础上，邓子恢在许多场合发表赞成包产到户的言论。
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汇报，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的各占一半。邓小平说“: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他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他说，刘伯承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致函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说他本月16日途经安徽一些地方，看到农民生活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要饭的了。同农民谈话，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
时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兼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率调查组到湖南韶山、湘乡、宁乡等地进行调查研究。田家英原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经过两个多月深入调查，发现农民对包产到户呼声极高，过去搞“大呼隆”，大家责任心不强，误工、不出活、农活质量低、干部开销大，因而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民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强烈要求工作组“帮个全忙，把田分到户”，中央“只应当大家，莫当小家，小家让农民自己去当”。田家英深受感染，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向毛泽东汇报群众欢迎包产到户。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有制。如今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困难，一些人不是依靠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而是要倒退到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走连赫鲁晓夫都不敢走的回头路。他进一步认定，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这关系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
1962年7月上旬，毛泽东针对包产到户，提议以党中央名义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改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参与其事。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田家英也一再受到批评。
8月初的北戴河会议在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形成了一边倒，对“单干风”进行严厉批判。作为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将邓子恢遭到了重点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随后，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断言“十年来没有做一件好事”而遭撤销，邓子恢的部长职务也随之终止。
鉴于包产到户在地方上广泛出现，地方和中央都有干部支持，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还不巩固，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全党提高警惕，其目的就是要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从国际形势看，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中国出了修正主义该怎么办"的问题。
１９６２年８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很快，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社教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三、曾希圣与黄梅戏
1952年皖南皖北行署合并时，毛泽东说：“曾希圣跟我漏过风，想在安徽干出点名堂；安徽的老百姓也很要这个活菩萨，正是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我看就让他去安徽吧。”毛泽东话音刚落，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说：“同意！”于是，中央便任命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就此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主政安徽的生涯。
1952年夏，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指示安徽省文化局，举办训练班，组织黄梅戏艺人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3年4月，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正式成立。从此，严凤英、王少舫、丁永泉等20多名在旧社会闯荡江湖、饱受屈辱的黄梅戏艺人加入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队伍。
1954年秋，曾希圣派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去上海参加华东地区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黄梅戏《天仙配》一炮打响。
1955年，黄梅戏《天仙配》搬上银幕，七仙女和董永纯真的爱情,一时有口皆碑。不久,新编的黄梅戏《女驸马》问世。
原来的剧本上，“驸马爷”还了女儿身之后，得与夫婿团圆，而公主美梦破灭,难免孤单一人，自怨自艾。曾希圣看完彩排之后，走到后台与演职员握手致谢后，他将扮演女驸马冯素珍的严凤英和扮演公主的潘璟琍等人请到一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公主成了寡妇，岂不可怜!她不同于寻常百姓，终生难再嫁人，公主毕竟是无辜的，应当为她鸣不平。大家都来动动脑筋，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后来，根据他的建议，剧情作了重大调整。新本子为冯素珍加了个哥哥冯益民，是一名前科状元，女驸马的身份暴露后，公主劝父亲收冯素珍为义女，并释放其夫李兆庭，使夫妻团圆，而公主则嫁给了前科状元冯益民。于是两个公主招了两个驸马,矛盾圆满解决。
1961年的秋天，胡耀邦曾去安徽考察。当时安徽正在推行责任田，胡耀邦在凤阳住了两三天，去农村了解了一下情况，从安徽回去之后，胡耀邦写了一份报告，对责任田持保留态度。胡耀邦向毛泽东报送的报告名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他在报告中称“包产到户”为“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毛泽东在四天后批示：写得很好。
被撤职回上海后，曾希圣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二书记，实际上是赋闲。1965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被毛泽东派人接到北京京西宾馆保护起来。1968年7月，曾希圣在北京病逝。
1988年7月，宋任穷、陈丕显、叶飞为纪念曾希圣逝世20周年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在安徽率先起步，迅速推开，与希圣同志当年所倡导推行‘责任田’的实践也是有内在联系的。”
曾希圣又成为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把火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