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三年，时任吏部尚书的赵焕上书请求皇帝补充空缺的官职，各部各补充副部长（侍郎）四人，补充给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此举无异于为当时处于半瘫痪的国家机器注入了亟需的汽油。
这些新任官员中，以齐党成员为多数，楚浙等党居其次，东林党几乎没有。
因为掌握这次组织人事大权的赵焕和四年后萨尔浒大败在宫门口发表“反动”言论“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的赵焕是同一个人，而他加入的山头是齐党。
对国家而言，这是一件好事，空缺的位置有人顶上了，好歹有干活的人了；可是对东林党而言，前几次京察都是自己呼风唤雨，说谁行谁就行，说谁不行就不行，这时候跳出个赵焕“指手画脚”，在自己头上“拉屎拉尿”，东林党哪里受过这样的气，这口气不出不行。
同一件事，我做就是替天行道理所应当，别人做就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这上哪说理去。
除了意气，还有利益：吏部尚书这个关键职位一定要把握在正义正直的君子手中。
符合这个标准的只有东林党人自己。
换句话说，吏部尚书必须牢牢掌握在东林党手中，因为只有东林党自己才代表正义、代表良知、代表道德进步等等，其他人都是邪恶的。
需要说明，以上结论全都出自东林党自己。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想法，这个想法直接决定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明朝党争的持续性。
在东林党全面反攻之下，让无数官员上岗的赵焕成为第一个下岗的人。
这又的一次胜利，也是“正义”的胜利，让东林党欢欣鼓舞，再次宣告了东林党的强大以及看上去的坚不可摧。
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接下来梃击案的发生东林党更是坚决站在了太子也就是后来的一月天子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的一边，经过他们不懈的调查，带着犯罪嫌疑人张差进宫的太监来自万历宠妃郑贵妃身边，根据张差口供，这两位太监明确指示，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小爷”，小爷指的就是朱常洛。
一切不利的证据都指向郑贵妃。
东林党众人喜出望外，他们找到了真相，找到了其他官员找不到的证据，这说明了他们的能力，说明了其他几党成员的无能，说明了国家需要的是他们这样的人。
东林党在梃击案上鹤立鸡群的表现证明了他们“杰出”的能力，“高尚”的品德，“正直”的为人，这不重要。
他们的表现同时证明了万历皇帝的无能。
这是最重要的。
如电视剧《琅琊榜》中梁帝“你是要向天下证明，朕的后宫不安宁？”
不仅后宫不安宁，甚至还出现了后宫陷害东宫太子干预朝政的丑闻，这会让天下怎么议论皇家？怎么看待皇帝？再联合之前沸沸扬扬的争国本事件，答案似乎很明白，万历身为皇帝却连家事都管不好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是身为皇帝的无能，同时也是身为男人的无能。
就在朝野为此大打出手之际，当事人朱常洛表示，这件事情并没有主使，更和郑贵妃毫无关系，就是疯人张差一人所为。
事实证明，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想法，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看透一个人，尤其是人家所处位置高于你时。
尸位素餐没错，但不代表你上去就可以吃肉，除了肉和素以外，你还可能吃屎。
站在山下去评论山峰之上，是一种可笑，也是一种可悲。
当事人都这样说了，旁人也就无话可说了，这里的旁人就是东林党，梃击案划上了句号，但不意味着结束，因为它留下了一些问题，比如真相，也比如万历的难堪。
而万历的难堪，是东林党一手造就的。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这次主持的京察是吏部尚书郑继之，他是襄阳人，按照传统他的山头是楚党，可这次不一样，他的背后不止有齐党一个山头。
东林党的成功在于它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出身、地域等等限制，通过培养读书士子这样的后备力量来扩大势力，而组织又可以利用集体力量为个体的仕途保驾护航，这样个体得以成功，集体得以壮大，这是一套有关利益交换的新思路，具有独创性。
名声响、势力大、人脉广、兄弟多，这也是东林党在前几次京察成功的原因，这也是三党在前几次京察失败的原因。
通过赵焕，三党明白了东林党的强大，既然一个自己斗不过东林党，那么算上其他几个大家伙一起上呢？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与其一起下岗，不如合作一起让自己下岗的那个人先下岗。
所以这次，三党成功了。
在三党联合之下，一时间凡是东林党人大多被贬黜殆尽，要么回家，要么降职，要么外调，东林党人这十几年的积攒可以说付之一炬，东林党基本告别了中枢。（一时与党人异趣者，贬黜殆尽，大僚则中以拾遗，善类为空。）
东林党不仅把这几十年赚的赔了进去，还赔了自己的本钱，东林党失败了。
三年以后，东林党又回来了；四年以后，东林党人将要铺天盖地东山再起。
不仅要回来，还要回的正大光明，还要携家带口带领着一帮子人回来。
这是朝廷，不是菜市场，东林党根基尚存时尚且困难何况现在。
东林党的起死回生，是因为皇帝。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万历四十八年同年也是泰昌元年，万历去世的一个月后泰昌皇帝去世，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
鉴于朱由校当时只有16岁，当时大臣怀疑后宫想要操控朱由校从而控制朝局，在太监王安的帮助下，群臣从后宫中抢回了朱由校，使朱由校脱离了后宫的控制，一举粉碎了万历时期郑贵妃泰昌时期西李妄图后宫干政的阴谋，这就是所谓“移宫案”。
东林党的重点，是红丸案。
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以后，首先免除万历时期的矿税，其次犒赏边防将士白银两百万两作为奖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补充空缺的职位，补来补去新晋官员没几个反倒都是老面孔，凡是当初因为支持拥立皇长子（朱常洛）获罪的大臣全部官复原职，叶向高、刘一燝、邹元标等等下岗的回家的靠边站的全部回归中枢，一看这名单基本都是东林党或亲东林党人。
在当初有关立储问题上声音最响态度最坚决的就是东林党人，为此不惜得罪了万历皇帝，为此不惜牺牲党派对朝局中的掌控。
即使再多困难，东林党始终相信自己所做是正义且正确的。
正义是从道德角度讲；正确是从利益角度讲。
吕不韦奇货可居的道理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无数人。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 曰：“十倍。” “珠玉之赢几倍？” 曰：“百倍。” “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曰：“无数。”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维护正义和维护利益有时候可以一起做。
现在东林党的投资得到了回报，这证明了当初选择的正确，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东林党的“聚宝盆”没了，东林党懵了，他们长远的投资刚得到一点回报就没有了：
东林党支持的皇帝、支持东林党的皇帝泰昌皇帝朱常洛去世了，年仅38岁。
这上哪说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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