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皇极”，大约是在孝宗晚年大更改构想中取代“国是”概念的一个特殊说法。它源于李心传的一篇跋语：
然《经》所谓“皇极”者，非此之谓也。盖“皇”者君也，“极”者至也，言人君之身，举极致之地，以为天下之标准，周公所谓“以为民极”者是也。自汉儒误以“大中”二字训之，后世因之，遂以为含容姑息、善恶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极”，皆是也。
皇极在王淮执政期间发挥着国是的作用，类似的还有曾布期间的“建中”，蔡京的“绍述”亦都是国是的名目，起着国是的作用。具体到王淮执政时期，他取得相位是因其符合当时所需之安静国策，失去相位是因孝宗改弦易帜决意放弃安静原则。然而何以此阶段的国是会以皇极为名目呢？
《尚书·洪范》中对何谓“皇极”有阐述，概括言之，皇极所陈是天子或王怎样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
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
对此时人通过汉唐注疏来理解，因此，孔安国的《传》和孔颖达《正义》实比原文更重要。 “皇极”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被孝宗、高宗，官僚集团和理学集团各方认可，并能够视之为国是，从中可已看出。
一方面，均以“大中”释“皇极”，认为旨在追求均衡与安全，强调“安中之善”，这一点符合高宗的“安静”政策，也符合王淮执政理念“示之以静”的中心观念。
另一方面，“中”亦有消弭朋党之争的要义，此为孝宗深恶。王淮执政更是强调“不合于中，不罹于咎”的人可以“取其所长，弃瑕录用”，在用人政策方面，符合官僚和理学集团双方的理念和诉求。
此外，《传》和《正义》都强调“中”可以发挥积极进取的力量，因而，孝宗的恢复之志可以在此暂时得以安顿，高宗坚忍之态也与之呼应。这样，无论是高宗还是孝宗或者王淮都能在“皇极”的概念之下找到他们需要的意识形态的支持，他们在这里达成了一个互相默契的妥协方案。
关于皇权与皇极的讨论，余先生经过缜密分析，得出三点意见，概述如下：
1、皇权有其内在变动的轨迹。皇权是整体政治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力发动的源头，他绝不是孤立存在，也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他的重要性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皇权自有其内部结构和动态，不单单只是皇帝的权力，他包括参与皇权运动的各个方面的力量，比如新旧皇帝、皇室成员、宗室、外戚、宦官近幸等等，我们在研究皇权的时候，在研究历史事件的时候，不可忽视和偏废这些因素。朱熹对他所处的末政时代的理解：“乾坤归独御，日月要崇光”是非常深刻的观察。
2、对于皇极的研究，其关键并不在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策究竟是什么，而是通过确定所谓皇极这一概念的实际内涵，来理清从北宋到南宋政治文化传统本质上的一致性，孝宗末年，围绕皇极的讨论，对皇极这一概念各个政治集团不同的理解和取舍，深刻说明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状态，也预示了他们共存共灭的最终结局。
3、宋代理学家最引人注目的“得君行道”的起始就是皇权作为权力源头的地位，而他的幻灭亦源于此，“行道”之“君”之难得和皇权的内在限制是不可忽视的两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