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法家学说？

    法家之学是什么？从下面一段对话说开去，此下为商鞅与其部下领书内史的对话（来源大秦帝国之裂变）。

   从短短数言便可让人懂得何为法家之学。法家之学，重在法治，打破刑不上大夫的贵族特权，意在法适众生，天子与庶民同受其约束。

   我想这么写，许多人就不想看下去了，那就说说人治，人治是赋予权力者，大为独裁者的杀伐武器，即是公器化为私器，供私人享用。私器在于可动用私刑，嫖娼者，偷盗者入权力机构可以不走法律程序，可以一边打一边审，甚至可以逼供。对于人治，是一种极为恐怖的手段，不论机构大小，均可用私行结案。

   那么对于人治，此对话可分三方面阐述：

   1.人治则必有施行人治手段的权力者，那么有权者便成为众人逢迎的对象，众人不论善恶，因为人心有趋利避害的天性，有犯事者可以找其周旋，化险为夷；无犯事者未雨绸缪，以求得一道护身符；图利者可以求得门道，大行方便之门。这是人们老生常谈的人际交往的要义，不是别的，就是利益，官官相互由此来，官商互通由此来，非法遁入灰色渠道由此来。

   2.人治，所以个人有杀伐决断之权，起杀心可满足私欲，起庸心而草草了断政事，从而法道不通，人治循环导致发展流于表面，庸政显露，面子工程大兴，财聚而难以充分惠民惠国，商者权者皆可蚕食，犹如一年中兴须图耗五年，十年。

   3.人治有生杀予夺之权，用的好则效率极高，但可人治者终归于少数派，类似星星点点，难有规律可循，且难以规避人心阴暗面，即使有一虎而终是群狼。虎有天道之威也难以不失偏颇，更生贪婪群狼环绕。商鞅一话：断家王，断官强，断君亡。权力集于一人者或少数派，是为短治，常靠查处贪官来笼络民心，遇明君则兴，遇昏君则有亡国之危，终是不能长久。

   对于人性善恶的善恶之说，可从仁政与法治结合说开。

   孔子处鲁国，主德政，仁义爱民。孔子乃殷商后裔，殷商被灭，而后周室天子人道，留殷商一脉，分封于宋国，孔子在没落的家族迁徙中，长于鲁国。孔夫子从小受礼法熏陶，崇礼法，而后忠于儒道。周王室沿袭礼法，而后至没落，群雄割据，春秋战国纷争不断。

   从史书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尧舜禹的时代，是一个极为开明的大同社会，只有善的一面，帝皇有禅让制。这种社会形态已无法考究，大善的时代肯定有大善存在的客观理由，但历史灰蒙蒙一片，已无法看清真面目，只能感怀遥追当年。

   那么孔子的学说是否落伍了呢？

   其实并不，孔子学说之德与仁只是体系中的一面，主张人生而平等的观点在论语中随处可见，遵礼法非是迂腐，迂腐的一面是后来的权力异化，专为专制服务，其礼法精髓在于懂礼仪，懂礼仪的根本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而懂得尊重是人生在世追求智慧的前提。

   他整个学说的精要在于教人开化，追求个体思想解放，在此过程中开启个人追求智慧的道路，而使个体找到生存的正道与价值。

   存善道，致良知，讲仁义，讲道德，这一切都是为个体开启追寻智慧的前提。完全是磨炼人为善的一面，与尧舜禹时代风气不谋而合。

   因此可知落伍是相对于当时的乱世而言，对于个人，从来都不会落伍。

   至周王室衰落，春秋时代起，乱世，乱道在于人心丧乱，丧乱在于善恶之性世人皆有，而恶行得不到约束。这就是让人追思尧舜禹时代的原因，那个只有善的时代，恶终是晶莹透白的宝玉上的一点尘埃，为恶都易于教化。

   春秋两千多年至今，人心未改，人有善念，亦有恶心。那么求人生大道根本在于为善，而对于恶，人又当如何化解，如何抑制？

   人性的奇妙处在于难以摒弃私心，而又痛恨他人为恶，这是人的天性，而面对芸芸众生的普适面貌，历史并没有选择法家之学推崇，是为遗憾。

   法家是除恶的根本，而除恶的根本在于以善为蓝本，对恶行进行严惩，法治不同于人治，法的存在可保善，真正的法不会有诛心言论，即不会以口说作为凭证，事事讲求证据，即使有阴谋而未实施仍不可对其进行人治手段进行处理。

   只要有为恶的行为，该行为一旦做出，古代先秦即用法家之严酷手段斩杀或是处罚。

   保善不在于异化孔夫子，异化儒家学说来扬善，并非多几个雷锋就能终止人的做恶，善可以弘扬，但根本在于治恶行。仅仅弘扬善良那只能沦落为虚伪之国，恶行仍旧姑息，那再过两千年，依然是循环而已。

   圣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精髓，意在掐准人性为恶的一面，只要有恶行，敌方多深谋远虑的计策，他都能化解。在战场上知行合一，知在人性，行在对付人性之恶，以破敌策。奇人，人性善恶皆通透毕竟是少数，终是法才能使世人得以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