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野风君看完了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这本书详细地叙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因、经过、后果，内容考据详细，从制度、人事、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着眼，使野风君对那段“外国的坚船利炮敲开天朝大门”的历史有了更详尽的了解。

和往常一样，野风君是来荐书的，不是说书的，我只想着眼于书之一角，史之一末，谈谈自己最想分享的一点思考：在虎门销烟之后，如果清政府不罢免林则徐，鸦片战争的走向真的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吗？

（虎门硝烟）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从中学的历史书中了解到，在虎门销烟之后，面对英国人的军队，只有林则徐镇守的广东不动如山，其它地区则都被英军轻易攻破；而且英国人在对清谈判中将“惩罚林则徐”作为主要要求；林则徐被流放之后，清军即被全面击溃。这些史实使我们不由得相信：林则徐就是被英国人所畏惧的，可以拯救当时中国的“救星”。甚至有人认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便是对林则徐的罢免。

但是，若我们实证地去观察这段历史，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林则徐也不能成为阻止清王朝在19世纪迅速崩溃的“大救星”。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我们需要仔细研究鸦片战争的历史。

林则徐真的“治英有法”吗？

（林则徐视察澳门）

在鸦片战争前，英国人本是陈兵广东海域，但之后并未攻陷广东，反而北上，有人便把此看作林则徐“治英有法”的实证。但是，若我们稍作考究，我们便会发现，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固然是戳痛了英国，但是当双方付诸军事对抗，他也难以被称为“治英有法”，他在战争的发展中从未也难以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

鸦片战争爆发前

在虎门销烟到战争爆发，这段时间内，林则徐一直在积极处理和英国商人的关系问题，和当时英国的代表“义律”打了很多交道，体现出了当时清朝官僚中少见的“谙熟夷情”（熟悉外国的情况），这和后人评价他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相符合（尽管也有人说“第一人”应该是林的好友魏源）。但是在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还是犯了很多错误，而且这些错误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其对“夷情”不够“谙熟”：

• 同意英商的鸦片由义律代表转交清政府：在当时，英中并没有现代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英政府在广州的代表是“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当林要求英商把鸦片交给清政府时，义律便让英商把鸦片先交给他，再由他转交给林则徐。义律的建议得到了林则徐的认同，但他的真正目的是：将此次事件升级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为事件之后的发展提供了借口。义律的意图可以被熟悉现代外交关系的人轻易看出（当时英商争相上交鸦片，并且把还没运抵的鸦片也充数报上，更有美国商人将自己的鸦片也交给义律），林则徐却毫无觉察，难以说不是因为他不够“谙熟夷情”；

• 低估了英国战争的决心：当义律被围困在商馆内时，已经向英国外相写信提出了具体的战争计划和勒索要求，而当时英国外相巴麦尊更是一个信奉“炮舰外交”的人物。在战争爆发前八个月（1839年10月），英国内阁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一支舰队，但林则徐直到半年后仍不相信英国会发动战争，《天朝的崩溃》中举了如下几例：

• 1840年2月，当听到英国将派军舰来华的传闻时，林则徐在给澳门总督的谕令中称“此等谎言，原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
• 1840年3月，英舰Druid号抵达广东海面后，林仍认为：“所云尚带二三十船之语，则皆虚张而已。”
• 1840年4月，美国领事告知林则徐，英国报纸称英军6月将封锁广州港，但林则徐对此来自他国官方的消息，仍旧称其为“谣言”。

有人认为，林则徐并不是不信英国人将会发动战争，而只是表面上保持冷静而已，但是史料显示，林则徐的公开态度和他给道光帝奏折中的态度完全一致。所以，“欺君”亦或“盲目自信”，林则徐大概难以同时摆脱二者的嫌疑；

• 未正确看待中英贸易的地位：林则徐在这一点上的误判是严重的，一方面他认为茶叶等大宗贸易使英国已经获利很多，英方不可能为了鸦片发动战争而断绝此类贸易，也就是说他把短期的中英贸易对英国的意义看得太重，殊不知为了完全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是不惜发动战争的；另一方面，在1840年1月，当道光帝认为和外国人打交道太麻烦，索性“断绝中英贸易”时，林则徐并没提出异议，并且迅速照办而未发觉这有多么危险：中国宣布断绝全部贸易，实际上是在利益的天平上给了英国更多的发动战争的理由。

中英爆发武装冲突后

自1839下半年开始，中英之间开始爆发武装冲突。

• 林主政两广期间：在此期间，林则徐和英军之间爆发了九龙之战和穿鼻之战：

  • 九龙之战：此战是英船向岸上索要补给遭拒绝后进行的袭扰，英军参战的只是小型的非正规战舰（最大的路易莎号仅载炮14们），之后双方各有数人伤亡；
  • 穿鼻之战：此战是爆发于英方向中方递交信件，而遭退回之后。双方伤亡人数有多种说法，但较为广泛接受的一种是英方无人员伤亡，清军战死15人；

  在林主政两广期间，他一直认为和他交战的是英国的武装走私船，仍不相信是英国的军队，但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业已承认清军不可能在海上战胜英军。

  在这段时期内，实际上来自于英国本土和东印度公司的英国正规武装船只都未抵达广东海域，所以中英之间不可能爆发之后的那种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当1840年6月，英国舰队集结完毕之后，便仅留几艘小船封锁珠江口而直接北上了，而这完全不是因为林则徐和当今很多人认为的：

英军未在林直属之地轻举妄动，盖因林准备妥当，英军见其有备、无隙可乘、知难而返。

而是因为英军本来的策略就只是封锁中国的各个出海口，而直接北上，靠近京城向中央政权施压，而这种策略在1840年2月就已经由巴麦尊拟定，自然不是因为畏惧林则徐所致：

“军队不必在广东多做逗留，有效的打击应当是攻击接近首都的地方”
　　　　　　　　　——1840年2月巴麦尊给海军部的公函

“你们需要封锁珠江口，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对面的海口、扬子江口和黄河口” 　　　　 　——巴麦尊给英军司令懿律的训令中拟定的方案

所以，整个鸦片战争中，英军都只是贯彻了开战前既定的战略而已，我们不得不承认：林则徐直属地区得以保全，显然不是因为英军畏惧林则徐；

• 林复出之后：很多人并不知道，在1841年初，道光帝又重新启用了林则徐：定海失守之后，广东民众在《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中“诘问英军”：

“汝已称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公任内攻打广东？”

之后由于多方呼声要求，加之战端已起，没必要遵照英方要求惩罚林了，道光便在不久后重新启用了林则徐。

“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些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争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
　　　　　　　　　　　　　　　　　　　　—《天朝的崩溃》

林则徐复出后，携四品官衔，积极参与了镇海的防务。尽管此时的林则徐官阶不高，但是影响颇盛，在筹划防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包括林在内的官员们此时仍未吸取之前定海战败的教训，仍旧使用之前固防的措施，最终导致不久后镇海失手。林则徐也因此再次被罢免，发配远地，离开了鸦片战争这出历史大剧。

从两个时期林则徐的表现来看，尽管在对英事务中，林则徐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在同时期的官员中他对外国的了解也颇多，但实在难以称之为“治英有法”。

（中英双方谈判）

中国究竟输在哪里？

鸦片战争终究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一切战争因素的考量都应该放大到国家层面。我们会发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是整个体制的失败，所以在鸦片战争后，固守了几百年的体制才会迅速的崩析。

军事上的失败

有人认为清军在军事上的失败，只因为在武器装备素质方面的劣势，但实际上，清军军事上的失败也是全方位的，其中“兵员数量”、“兵员质量”和“战术思想”便是三大重要因素：

• 兵员数量：曾有人说鸦片战争中，中英的军力对比是80万对2万人，由此认为清军兵力是处于绝对的优势。但实际上，正如《天朝的崩溃》和其他许多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中提到的一样，在整个鸦片战争中，除了镇海战役，其他几乎所有战役中，清军的兵员数量都不比英军有优势。战役中发挥作用的应该是参战的部队，而不是分散在全国的那几十万人。所以，鸦片战争中，清军的兵员数量也并无优势；

• 兵员质量：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提到：“清代的军事制度是防民重于防外的，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他们更担心的是内部的叛乱。”；无独有偶，孔飞力先生研究清朝军事制度的著作《中国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也提到：清朝的军力分布是很分散的，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充当警察和镇压叛乱。这种制度就导致，当英军集万余兵力进攻某地时，当地的常驻守军才百余人，于是清政府只好从当地“募勇”（即临时征召民兵），或者从远处调兵（战争期间曾花费数月时间从四川、陕西等地调派兵员）。因此，参战兵员往往缺乏训练或者疲惫不堪，完全无法构成战斗力，而且这些临时拼凑的兵勇，还给驻地带来了巨大的治安隐患；

• 战术思想：与大家的常识可能不同，历史上清军的失败往往不是输在炮战或者海战上，而是输在陆上战斗中。因为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等人已经断言海战和炮战清军都不能取胜，所以清军的战略主要是“诱敌上岸”，并且认为英国人一定陆战无力，而这便是清军指挥官战术思想的一大失误。在之后的陆战中，英国人利用迂回绕后、步炮兵协同等战术给清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清军中很多人仍认为英军不习陆战，打败他们的是英军雇佣的“汉奸”，而没有变换制敌策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佯攻、偷袭、野战炮兵炮击后步兵进攻”，这成了英军的“一招鲜”，在很多战役中击败了清军。

经济财政上的制约

“兵员未动，粮草先行”是一条宝贵的战争经验，历来军事对抗的胜利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持，但是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财政困窘。在鸦片战争中，经济因素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但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道光帝是出了名的“节俭皇帝”，但是对自己和妃子厉行戒奢的他在战争初期是给予了相当多的财政支持的。对于备战需要的经费，他大多尽力给予支持。但是毕竟当时的国库已不充裕，在战争后期，中央财政的拨款越来越少，军费越来越来自地方的“募捐”。但“募捐”往往是把双刃剑，在当时腐败横行，行政效率低下，官民互不信任的情况下，从地方募款也使得民众越来越反感清军，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鸦片战争时“汉奸”难以禁绝的困境。

（道光帝画像）

道光和官僚们的责任

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实际上是个很可恨也很可怜的人。一方面，道光变化无常，经常因为不可靠的信息或者个人判断而任免官员，同时，道光作为皇帝，对外国几乎是一无所知，鸦片战争时，他竟不知道英国在何地（尽管当年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的“坤舆图”中有详细标识）。

另一方面，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从前线得到的常常是数月前的旧消息，而且经过了他的臣子们的“修饰”，导致他被误导，多次动起全歼"夷寇"的想法，造成严重的战略误判。因此，他又是很可怜的，作为最高领导人却几乎对发生的战争一无所知。

当时的各级官员也都对战争失利有着自己的责任。即使我们只考察当时前线的各任主帅，我们也会发现，除了林则徐和后来被划为“投降派”的琦善之外，包括先主战后主和的奕山和坚决抵抗之后以身殉国的裕谦在内，各任封疆大吏都对道光刻意美化或者隐瞒了前线战况，对道光的战略误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尽管历任主帅都做了备战的工作，但是他们往往有着不吸取之前战败的教训、过度信任民兵等失误和为了个人前途不敢和英国交涉以及贪腐等污点，使得他们对战争的失败有着巨大的责任。

科技水平和基础设施落后

鸦片战争期间，不但清军的火炮、火枪、舰船等军事科技的落后是战败的主要原因，而且通信技术和交通设施的落后也起了关键的作用。

因为前面提到的清朝的军事制度，当某地面临战事时，临近地区往往难以抽出兵力支援，所以在战争爆发后，清朝从四川、广西、陕西等人抽调了上万兵力支援东部沿海地区，但是因为交通条件的落后，他们往往用了数月甚至一年才到达目的地，严重贻误了战机，甚至有的部队在战争结束后还在赶赴“战场”。

另一方面，当时前线战报和皇帝的命令还是依靠驿传制度在前线和京城之间传递，而这常常需要数周时间，导致清军在战争和谈判中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

官民不和

就如同钱穆先生所说的：“清朝的统治更多地是依靠‘权术’，不是依靠制度的；是维护少数群体利益的，对广大的民众是抱着猜忌和防备心理的。”这一点在鸦片战争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是很多民众宁愿做“汉奸”，也不愿意帮助清军，另一方面是清军的驻防带来的治安问题和对社会资源的索取也使得官民矛盾激化。所以《天朝的崩溃》*中，茅海建先生说，尽管清军大规模“雇勇”，从民众中吸收兵员，但这和“人民战争”有着根本的区别。无法依靠民众，使得本就羸弱的清军更无抵抗能力。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是整个体制的失败，是一个长期落后和封闭的政权的必然结果，自然是不可能为林则徐一人所救的，何况林则徐也并非完人。

对林则徐的评价

（和虎门销烟相关的艺术作品）

尽管野风君认为，林则徐在当时也犯了很多错误，作为士大夫中最早接触国外信息的一员，他也没有跳出当时士大夫群体的桎梏，但是毫无疑问，他绝对无愧“民族英雄”的称谓。

一方面，林则徐个人品行绝对堪当楷模，他不仅廉洁、克己，为国家鞠躬尽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便是他的名句），更可贵的是，尽管他也曾经为自己的错误上书开脱过，但他并没有如同之后的奕山等主将一样刻意欺骗道光帝，他对国家的忠诚是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

另一方面，林则徐作为一个旧式士大夫，林则徐最难能可贵的是两点，一是他意识到了向外学习的重要性，成为早期知识启蒙的重要推手，二是当战争进行到战无可胜之时，他没有像很多同僚一样为了个人的前途和名誉，屈服于多方压力，消极抗英，欺骗民众和皇上，而是选择了以国家利益为重，转变态度，支持和英国讲和。但是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中，存在着“讲和”=“投降”=“卖国”的逻辑，所以为了维护林的形象，他在鸦片战争后期态度的转变并不为很多人所知，然而这却恰恰是他最可贵的一点。

总而言之，林则徐显然没法拯救当时的清王朝和中国，他是伟人，民族英雄，长久来被太多人构想的“历史的假设”赋予了太多希望，但他不是神，尽管我们希望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