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骈”的解释：“骈，驾二马也。”意为二马并驾一车，引申为文字对仗工整，也就是对偶的意思。古人把对仗整齐的文章称为“骈文”，与不讲究对仗的“散文”相对。
探究骈文的起源，会发现先秦时期的散文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骈俪的成分，比如《道德经》、《论语》、《庄子》等诸子散文中就有很多对偶的句子。
到了汉代，汉赋和汉代政论文中对偶的成分进一步增多，如贾谊的《过秦论》和晃错的《言兵事疏》、《论贵粟疏》，有的段落全是骈句，有的骈散相间。
汉魏之际，骈文趋于定型，文风也受时代影响而显得慷慨悲凉，清远洒脱。曹植、曹丕、“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都是这个时期有名的骈文家，代表作有《与朝歌令吴质书》、《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为袁绍檄豫州》等。
晋代是骈文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代，骈文的体式也迅速扩展到颂、议、碑、书、诔、策等多种文体。代表作家有潘岳、陆机、刘琨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也是这一时期的骈文名篇。
南北朝时期，骈文进入了最为繁荣的发展阶段，在句式上不仅讲究对偶，而且将偶句归纳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类型加以研究。代表作有《登大雷岸与妹书》、《北山移文》、《与宋元思书》、《哀江南赋序》等。
由隋至初唐时期，骈文一方面沿袭南北朝的风格，另一方面则向着律化的方向发展，即更加注意对仗，在词性、平仄等方面更为讲究。“初唐四杰”中，王勃的《滕王阁序》和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曌檄》等，都是骈文中的名篇。
盛唐时期，骈文开始出现散化倾向，骈散结合，追求流利平易，少使用典故，着力于一种浑融自然又不失雍容大度的风格，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核心的古文运动提倡文学复古，反对骈俪文风，导致了古文（散文）和骈文的长期对峙。晚唐以后，以李商隐等人为代表的骈文家又占据了上风，创作出许多骈文佳作。
宋代以后，骈文作为一种与散文相对应的文学样式，时而蓬勃发展，时而受到压制，并在清代再一次走向繁荣，涌现出陈维崧、洪亮吉、汪中、李兆洛等骈文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