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 文革一
1966年五月份测量队完成任务回到总场，因为我们算是总场机关生产科的，每天要参加机关的学习。那时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正在轰轰烈烈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燕山夜话》和吴晗的《海瑞罢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大张旗鼓，只知道海瑞是一个敢作敢为的清官。
不久连《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姚文元对《三家村》和《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我们天天在学习这些东西，我很想看看《三家村》和《海瑞罢官》的原著，分析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根本就看不到，只能在报纸上看到一些片段。批判说《三家村》中的《燕山夜话》是含沙射影针对伟大领袖的，《海瑞罢官》的实质就是想罢伟大领袖的官，这些人利用学术文章、杂志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大毒草。而写这些东西的人竟然都是中央一级的高官和北京市委的高官，那么中央和北京市委就一定有了什么问题了。
过了没几天，报纸上又提出了打倒彭、罗、陆、杨。彭就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罗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陆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杨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些中央一级的首长大家都是很熟悉的。还有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邓拓及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吴唅，著名作家、杂文家廖沫沙等都被揪出来打倒、批判。这肯定是一件特大，特大的事情。
此后，每天的广播和报纸上都是这些反对阴谋诡计啊、资本主义复辟啊、修正主义啊这些东西，感觉风声越来越紧，空气中满是也弥漫着压抑的气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下发了通知：“混进党里、政府里、c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间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被称为“5.16”的通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军号。通知发出后，中央成立了以陈伯达、张春桥、江青为首，陶铸、康生为顾问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轰轰烈烈开始了。
1966年8月18日为了进一步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领袖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领袖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更充分地发动这场世无前例文化大革命运动，伟大领袖在四个月里连续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有的红卫兵很不容易和伟大领袖握到了手，激动万分。那是一双伟大领袖握过的手啊，就连手都不敢洗，带回到家乡去，让大家都来握一握伟大 领袖握过的手。
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时的红卫兵可威风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抄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踢开党委闹革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随着红卫兵在全国的影响不断地深入，各地都纷纷跟上。
�最早行动起来的是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成立了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並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然后，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于小学生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大串联只要有一份红卫兵的证明书就可以坐车、住宿、吃饭都不要钱。由于成千上万学生的大串联，火车上人满为患。
全国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越烧越旺了，而我们场可能是地处偏僻，还是按部就班在场党委领导下学习、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老三篇”，这是林彪从毛主席著作中勾选出来的段落；所谓老三篇就是《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要求每个人都要背出来；大家天天早上都拿着“老三篇”背，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副主席的指示；“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上头说：“老三篇”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要搞好思想革命化。
在机关里，大家围坐成一圈，像游戏“击鼓传花”那样，每人背一句“老三篇”，一个接一下传下去；大部份人都可以整篇背得出来，但是突然从中间抽一句来背，不集中一点精神可就不一样了，弄得前言不搭后语，笑话百出。
总场后勤科的理发员谢礼帮同志，一般的职工去理发，五分钟解决问题。而领导去理发，修面、刮胡、掏耳、敲背全部到位，不到四十分钟下不来。当然一般职工夸他几句，他的服务也更到位些。
他没有文化也背不出“老三篇”，但是他到新华书店买了几十本“老三篇”的小册子，分发给机关里的每个人，让别人学，让别人背。于是总场机关评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份子，没多久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说起这个谢礼帮同志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有一次去场职工医院看病，说是经常头痛，医院查不出什么毛病，职工医院建议他去赣州市人民医院检查一下。
他到了赣州市医院，医生检查后也没有查出什么情况，就让他住院观察。他上午刚住进了病房，下午就有两个护工推着手术车来到他的病床前问：“你是403床吗？”谢礼帮同志说“是啊”，护工就给了他手术室的衣服，告诉他要去做手术了，问他能不能自己睡到推车上去，谢礼帮回答可以，换好了手术室的衣服就很利索地爬上了推车。
被推进了手术室后。医生让他脱掉裤子进行备皮、消毒，他二话没说全都照办。可当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麻醉医生正准备麻醉时，主刀医生朝手术台上一看，大叫一声：“不对！不是这个人！你们怎么搞的？搞错人了！”原来，护工把病房的楼层搞错了，手术的应该是另一层楼的403床。
谢礼帮同志回到场里，在场医院他一五一十地把在赣州市人民医院的遭遇讲了一遍，最后还愤愤地抱怨：“他妈的！真扯蛋！什么大医院！把我的毛都刮掉了！”原来，所谓的备皮，就是刮掉了他下身的毛，大家听了都忍俊不禁，他的“光辉事迹”很快被传播开来，后来大家都叫他“没毛的光板子谢礼帮”。
那段时间，领导知道我美术字写的还可以，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搞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每天像个油漆工提着红、黑二只油漆桶，凡是能写字的墙，上面都得写上伟大领袖和林彪的语录。场里买了几十桶红油漆，要搞“一片红”，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声势。因为这项工作，很多语录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还练了字，这也算是一个收获吧。
这时，由北京几所大学组织的“红卫兵”到全国进行串联，场里也收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五年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返校闹革命》的通知。我们几个六五年毕业的中专以上的毕业生接到通知就到场部办公室开了证明，返校闹革命去了。我也是红卫兵了。临走潭口林场朱近荣指导员还送了一件他当兵时穿的军装给我。
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到外面去看一看，到母校见见老同学。串联期间只要你有是“红卫兵”的介绍信,一路上坐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每个县、市都有“红卫兵联络站”为你安排。我是坐场里车子到全南县城，再到联络站坐车去赣州市、吉安市，再到樟树农校。一路上全都是大串联的红卫兵。有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徒步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也有去兴国、瑞金这些老革命根据地的。每到一个地方，红卫兵都会用自己带的日记本，去一个专门的地方盖上一个革命根据地标志的章，串联的地方越多，盖的章就越多，他们拿着日记本相互比赛，比谁串联的地方多。他们都打着各种学校的红卫兵的旗帜，臂上都带着红袖章，胸前带着毛主席像章，男男女女都穿着军装，腰里束着皮带，背着一个军用水壶；这些就是是标准的红卫兵装备。
经过赣州时，我对赣州城里的文革景象印象特别深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彭、罗、陆、杨的名字上都用红笔打了叉；还有这些人的漫画像。在赣州公园的围墙上开辟了长达一百多米的大字报栏，是由各个单位分片负责的；上面画了很多漫画，布置得很美观，好像都是由一些专业的美工设计的；有不少人围着观看，评论着设计得最好单位。最绝的是有人在柏油马路上用镂空字体写的大标语；这些人很有些书法功底，写得又快又漂亮，一边写，一边有很多人跟着看，像是在表演书法；这是绝活，也是一门艺术。我是出于爱好常会去看看。
我到了学校只见到了七八个老同学，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学生们批斗的主要对象是我们原来的班主任吴文弦，我们毕业后他已经升任为校长了。学生们给他带上了高帽子，脖子上挂了一块“走资派吴文弦”的大木牌，在校园里游街。我们有两个分配在甘肃省的同学，本来因分配的事对班主任怀恨在心，乘机踢了两脚解解恨。六五届毕业生对吴的不满主要是认为毕业分配不公，所以出出气也就算了。
我到学校时只见到了很少的同学，一些同学陆陆续续到了学校后，时间不长都各自回去了。我们返校闹革命，实际是回到母校看了看，根本就没有去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只是趁机回上海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快，1966年8月份，毛泽东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这是一条震撼全国人民的消息。中央竟然都有两个司令部了！这当然一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个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了。这还了得。连伟大领袖都写了大字报了！
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军委政治部根据林彪的建议发出了一个《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伟大领袖亲自下令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一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又有林副主席摇旗呐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发动起来了。从北京市党委开始到各直辖市、各省、市、县、各级党委陷入全面瘫痪，基层党组织全部停止了活动。
自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5.16通知》到8月伟大领袖的《炮打司令部》，再到10月5日中央军委的《紧急通知》，短短的半年里中央连发了三道“圣旨”，就如擂起了阵阵战鼓。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了。伟大领袖指示：“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北京几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头头，被称为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聂元梓、韩晶晶、潭厚生、蒯大富、王大宾，受江青等“文革小组”授意，贴出大字报，首先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开火，用了所谓智取的办法，把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骗到“北大”来开批斗大会。他们把刘少奇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1966年春节，我第一次享受探亲假回家，到了上海从北火车站出来，就匆匆去赶64路公交车。那时上海的公交车都是‘接龙车’，虽然车箱加长了一节，中午时间还不是上下班高峰时段，但仍然是人挤人，我还提了个旅行袋，上车更是不容易。
好不容易挤上了车，车子刚关门启动，突然间感觉裤袋处有动感，我伸手一摸发现裤袋里的钱包没了，我立即转过身一把抓住我后面的那个人叫喊起来：“是你拿了我的钱包，一定是你拿了我的钱包”。那人狠狠的瞪着我说：“谁拿你的钱包，你不要瞎说”。我说：“我钱包里只有十几元钱，只有工作证和来上海的火车票，回单位要报销的,你还给我就祘了”。
上海人对小偷特别气愤，那个人一看就是个混混，车上的人都齐声对他指责。那小偷看到人多势众怕被揭穿，偷偷把钱包丢往车门处，正巧被一个阿姨看到立刻叫喊起来：“哎，你怎么把钱包扔地下，你这是做贼心虚吧”这时其中有二个年青人拿出了工作证和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袖套说;大家相信我们的话由我们把小偷送到派出所去。大家都拍手叫好，公交车司机也很配合停了车。我也捡起了钱包跟他们一起去了派出所。
从派出所做好笔录出来往家走，坐车到小东门再乘轮渡，过了黄浦江离家不远了。已近三年没有回家了，可是，离家还有一百多米远时就见到一片壮观的景象：二边墙上、门上都贴满了大字报，那些房子都像是纸糊成的，我家的墙上也有不少。
这条街上以前都是开店的，从前的老板就是现在的资本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像就是封、资、修。我父亲也受到了批判，我也被一些小孩说成是资本家的孝子贤孙。
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风起云涌。由王洪文为司令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十多万人同上海三万多人的“赤卫队”斗得热火朝天，死死的围困在康平路上。还组织了一千多人在安亭火车站卧铁轨，拦截开往北京的列车，造成火车停运。这次影响极大的造反行动被中央称为向上海市委夺权的“一月革命”。
在家里父亲问我有没有参加了什么组织，我说没有。父亲告诫我不要去参加什么组织，不要去搞政治。我问他：“你不是也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组织吗？”父亲说：“‘民主建国会’是民主党派，我们不参与政治。共产党要民主党派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你想想，政治怎么可能协商呢？”我当时的确还不能理解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也并未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每次回上海探亲我都要经城隍庙到福州路去逛一逛。因为上海有二条路是比较有特色的，一条是北京路，是五金、电器街。还有一条就是福州路的文化、美术街。我每次去福州路都是步行去。走到老城隍庙门口一看高大的蜡烛、巨形的铁祘盘都没有了。城隍庙的大殿也封闭了，听说那些菩萨、佛像都被搬到了大殿后面的仓库里去了。而城隍庙的游人也不如以前了。
一路走到福州路，那些书店醒目的书架上都是以伟大领袖的著作为主。美术用品商店里，那些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基、大卫、朱利亚诺、塞内卡等素描石膏像都看不见了，连断臂维纳斯都买不到了。
再往前走就是人民广场，那里倒是很热闹，一堆一堆的人群，有演讲的，也有辩论的，慷慨激昂。
那时的探亲假期只有短短的十二天，不久我就回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