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作为学术史学家，自然承袭了余英时的写作风格，这部以晚清民国学术为中心的论文集，着重介绍了晚清汉宋之争、今古之争以及民国后史学转变等问题，他将这些文章分为三辑，通过一系列个案展开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
第一章《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主要通过论述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于清代考据学的批评展开，论述了晚清士大夫受到政治社会的刺激，从文本文献中抬头，要求重新关注社会和政治生活。感觉这篇文章，王汎森应该受钱穆论述的影响，特别是站在宋学立场对于汉学的批判，让人想起钱穆对陈澧的论述。当然，朱维铮也曾经论述过晚清汉宋之争的历史，显然他是站在汉学一边，对于方东树进行反驳。不过，从经世的角度来分析方东树的批判，其实已经是进入到晚清民国的核心学术问题了，后来的学术争论一直绕不开这些话题。
第二章《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是围绕邵懿辰的《礼经通论》展开的，王汎森认为邵氏在这部书中体现了尊宋学和反考证的思想。这篇文章中，王汎森考察了仪礼与宋学的关系，并申述了晚清宋学回复礼学的努力，并将其与晚清今文经复兴联系起来。不过，邵懿辰对廖平和康有为的影响一节，还是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我看到他引书余英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而不援引钱穆《近百年读书运动》中曾国藩的论述，就觉得这真是尊师而不重祖，亦或是史语所反钱的传统所致？
第三章《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则是以太谷学派在民间的传播为切入点，探讨了晚清时期儒学在民间的传播与发展的情况。由于缺乏一手资料，所以王汎森对已有的太谷学派的研究进行了综述，通过与晚明时期民间儒学发展和清中期白莲教起义下的民间儒学的进展，得出了太谷学派是由中下层士大夫发展，以改造的理学为主的社会运动。并由此进一步申发，儒学作为士大夫之学，缺乏对中下层社会的了解与同情，因此士大夫儒学无法主导民间社会。
第四章《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则试图探讨汪士铎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言论及其晚清历史潜流的问题。作为曾国藩幕府的四大弟子之一，汪士铎对于晚清问题的反思，王汎森在其遗稿中发现他有很多激进的言行，可以与龚自珍、魏源等人相对比。这些反传统的言论，已经隐藏在晚清思想史之中，由于材料公布的原因，所以对后世影响不大。但是，从中不难发现民国后激烈反传统的思想脉络。王汎森关注到汪士铎对于人口激增的忧虑，并提出了各种激进的解决办法，甚至称赞白起王翦等人的屠杀。对此，我倒想起孔飞力对于晚清人口激增的分析，这与晚清的政治危机有一条隐藏的线索。应对晚清的政治危机与国外的侵略，这是成为了晚清史中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不过，王汎森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汪士铎，而不是分析晚清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所以并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第五章《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构建》中，王汎森则着重探讨了晚明历史文献是如何唤起民族记忆，以及以章太炎为例，根据章太炎个人的经历，谈及晚清时期汉族恢复民族记忆以及将此与民族建国主义相结合。不过，我倒是觉得晚清政治的问题，恰恰被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潮所掩盖，将社会危机变成了民族危机，反而延宕了政治问题的解决。
苦茶案，从王汎森的上述五篇论文看，他还是从传统的人物传记的角度出发，通过知人论世的写作风格，一方面展现学者个人经历，另方面将其纳入当时的学术风气之中。这种写作虽然是以现代论文的形式，但是从中不难看到传统史学的影子。而这种传统史学的影响，使得他恪守思想史写作的藩篱，对于思想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往往浅尝辄止，不能深入分析研究。与西方专题研究相似，但是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还稍显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