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投稿出现问题，重新发一遍。
4、群体的道德
勒庞过多强调群体的负面形象，但是，“群体心理”给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要比我们日常中所说的“罪恶”复杂很多。无法仅用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来定义。
群体中的个人动机很可能与私欲无关。群体中心理学特征包括英勇无畏的英雄主义群体。参与到群体中的个人，除了能够变得“偏执而野蛮”外，并不像大多数个人犯罪那样受自我利益的支配，只是受一知半解或根本不理解的各种“理想”鼓舞。因此可以认为群体行为的结果看上去非常恶劣，但参与其中的个人动机，却很可能与别逼邪恶的私欲丝毫无涉。
当群体是受某些高远的理念的激励而行动时，它便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勒庞对此做了十分重要的区分。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并不符合“道德”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信的冲动等特性，所以说它不是这种道德。群体表现出的道德内容是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平等的渴望等，影响历史甚至改变历史的群体不会是一个黑社会或者聚散无常的暴民团体。群体想要成为历史变迁的主角必须是为了简单而明确的信仰，群体在这些信仰的激励下，很容易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不计名利的举动，能够让群体“达到慷慨赴死的地步。”
凡事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总是类似于宗教运动。这种表面运动像有残酷和崇高两种旋律的交响乐。面对接受者、信徒它是崇高的，可以成功激起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找到自己的幸福，它的“道德净化”作用，是使他们可以把自己或别人的生死同样看得轻如鸿毛。面对反对者，它“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恶人”，无论是否无辜。
群体的不宽容和狂热，是同脱离个人主义道德基础的“群体道德”有关。群体中个人利益的暂时消失，以及相应的犯罪意识的泯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群体目标所取代。勒庞认为群体中的个人会失去责任意识，但是译者认为很可能相反，群体中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对残暴行为不负私人道德意义上的责任，除了群体是个“无名氏”外，很有可能它更强烈的认识到自己要为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负责”。也就是说集体目标已经取代了个人目标，或要比个人目标更为重要。
判断群体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会陷入困境的原因。无私的奉献是一种美德，但很有可能会出现“群体为国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这种思想。问题在于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是同建立在个人责任上的道德无法并存的，极权主义整体很多令人害怕的特点会因个人不过是为所谓社会或者国家这些更高实体的目标而服务的工具的观点接踵而至。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和残酷地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和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
5、英雄与群众
勒庞认为缺了英雄的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算是一些朝生暮死的“群氓”。能够让群体焕发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的英雄和群众经常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相一致。群众希望英雄需要具备能够迎合信众的为事业而献身的勇气、不懈的斗志和高尚的利他主义，并且表现出他们所不具备的高尚品格。
弗洛伊德批评过勒庞在研究领袖上有不周全之处。因为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时，的确没有弗洛伊德那样的见识，把编造领袖神话视为个人接触心理压抑的有效手段。但是他却沿着另一条历史更为悠久的西方政治学传统，分析了领袖与群众的互动关系。他认为领袖的作用在使群体形成意见取得一致方面非常的重要。
勒庞认为群体的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等弱点，既为领袖的品质划定了上线，也给他动员自己的信众提供了可乘之机。
首先，领袖本身可以智商高强，但是鉴于群体的素质低下，他为了获得信众的支持，也不能有太多的怀疑精神，这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勒庞认为“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狭隘的人。”群体心理并没有多少逻辑成分，他并不具备多少超出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的经验和合理的批评能力。领袖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改变甚至制造人民意志的。当我们面对政治过程时，虽然可能遇到的不是真正的人民意志，但是他们真诚地相信那不是领袖及其追随者制造出来的产物，而是真正发自他们的内心，后来的人把这个过程称为“洗脑”。
煽动信众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法，“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但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由于有这种强大持久的意志，他所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最初收到群众的赞成也许是因为其正确，但及时在已经铸成大错，思想的荒谬已经暴露无遗时，也未必能够动摇他的信念，因为任何理性思维对他已不起任何作用。
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时得出的结论，与20世纪以来人类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希特勒说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对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对自由的恐惧》弗洛姆）希特勒的这段言论几乎与勒庞的思想之字不差，她所指的群众与勒庞所指一致。
6、结语：群体的时代与民主
从以上讨论中，包括著作中那些略显恶意的种族主义言论在内，勒庞的预见力是惊人的。他对现代化过程中群众崛起的惊恐，其实是怀疑态度的继续。勒庞像当时包括尼采在内 许多思想家一样，对于世纪之交的西方文明，抱着一种绝望的末世心态。按他的历史观，一切文明都逃不脱由盛而衰的循环过程，而当一个文明开始败落时，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只有在这时，群体的主要使命才清晰可辨，这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
勒庞在潜意识里是想结束西方这种因权威危机而面对的混乱局面。他认为，由于缺少这种“种族品质 ”，他们在考虑自由问题时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宗派的集体独立性，这种群体意识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使得法国人总是把民主理解为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它能够在群众给权利的合法性来源所造成的深刻变革中，警觉地嗅出“大众民主”与“独裁主义”之间有着直通车关系的危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勒庞对人是理性动物这个启蒙哲学的基本假定，有着深刻的不信任。他反对一个民族热衷于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他认为，这种变革的计划从理论上说无论多么出色，都不会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采取激进的方式，借助于抽象的原则贯彻一种社会改造蓝图，只会“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
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超越了他认为自己正在目睹西方文明没落的征兆这一错误。我们可以说勒庞在群体心理学研究所触及的问题，是一切思考民主问题的人难以回避的。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过它有着走向独裁的危险。此后的柏克、孟德斯鸠、约翰·穆勒和托尔斯泰也有着这方面的言论。勒庞生逢一个群众重新崛起的时代，他用所掌握的心理学语言坦率的说出他敏感地意识到这种现象中所包含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超意识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