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档案——前传1
吃食堂辰光，从食堂打来一勺稀饭，盛在钢精锅里带回家。我吃了一小碗后，放下碗。只见侬一只小手紧紧掰着钢精锅，一边看着我说，妈，侬还要否？看着侬紧掰着钢精锅手，害怕妈再吃，侬就没吃了。我说，囡，侬都吃好了，阿妈要出去干活，侬吃完好了。
那时我多大？
三岁吧。
有一次侬看见隔壁阿三家吃燥饭（干饭）。侬说，阿妈，阿三拉又吃燥饭了。我说，过两天阿妈也会给侬吃。阿三拉吃侬别去张（看），听话好吗？侬点点头。那时光，我一阵心酸，至今仍在眼前。那时光，侬也只四五岁。
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日子，父亲带着我行走在布满砾石的山路上，那条长长的盘绕在山间的道路，从大长途岛码头到浪荡湾，这是条漫长山路，从正午一直走到黄昏。父亲有时背起我，有时放下我，这是我最初的记忆，踏着父亲的背影，恍如一生中最长的一次出门远行。
母亲告诉我，那年我六岁。
六岁过后的一天，和平路16号破败的院子里来了一个衣冠整齐人，六七个孩子围在一起。那人打开箱子，拿出一些色块卡，让孩子们辨别颜色。又拿出一些数字让孩子们认认。这是一次学前测试。数一数，一个十来户家庭的院子里竟有六个孩子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上学。
四十年后，他们又再次相聚。目睹正式步入老年的同学，唏嘘不已。同学会上我说，童年想象不出老年的模样，好在老年还可以回忆童年。也因此，忆旧是老年生活的重要一环，也是对老年的定义，同学会的意义也就在此。
那是一座祠堂还是大户人家，难以得知，只记得中间是堂间，两厢是两间教室，我就在其中一间教室开始了识字阅读。我认定自己只读了四年书，就是这间教室的四年。四年后，它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停课了。那岁月，除了红宝书，几乎所有的书都成了毒草。这场改变所有人的运动也毁灭了我的课桌。在我未成年时，被打发到下乡。我还是在混合着农药与破烂气息的收购站里闻到了毒草的香味，在毒草中学会了独立思考。
童年记忆中，19岁的张老师在心目中就像是母亲那样高大，有着小蛮腰身段的年轻女教师与课本一起陪伴了我四年。总压不平书角的我，把课本与作业本弄得脏兮兮的，我的脑子也总是从这一头迅速跳到那一头。有同学现在形容我，在课堂常拖着鼻涕，举手提问倒很活络。课堂上，在没人举手时我会举手。这习惯延续了五十年，在没人提问时，我总会想些问题来问一问。
这座破旧的祠堂学校孤立在田野中，走出祠堂大门就是硬泥地的操场。操场没有围栏，如同一片有些不平的晒谷场。操场的西边是庄稼，东边是一条布满沙砾的马路，现在叫工农路。这条路通向南边不远的海军司令部。越过马路，隐约可以看见横亘在定海城中的人民路，路上的行人依稀可见。
童年的印象中，学校门口的沙石路与人民路之间，是广袤的田野和纵横的阡陌，田野的尽头有一条与人民路平行的河流。从学校回家，沿着工农路折转人民路，再折到和平路，要走上大半个小时。我们就直接穿过田野，路近了不少。每当放学，居住在人民路半路亭以南的同学你推我搡，蜂拥在仅能容下双足的田埂上，踩着野草与泥块，一不小心掉落浸水的农田上，提着沾满污泥与水渍的裤脚，回家等挨骂。
庄稼收割后的秋冬季节，我们就跳到田地上，在硬硬的泥块与稻茬中疾行。遇上翻耕过后掀起的泥块时，或跳或奔，时而捡起泥块，漫无目的向天空扔去，时儿同学间会对扔、追赶。甚至垒起泥块，蹲在后面作防卫，或作冲杀。风长气静的田野上，布满了胜利者的笑声与逃跑者懦懦的挑战声。
有时一身泥渍回家，父亲在班上，母亲也在父亲的单位做家属工没回家，自己就生煤炉烧饭。煤炉像灶头一样固定在灶间墙壁旁，没有烟囱通向外面，一旦用木块生起火来，煤球一加，整个灶间浓烟滚滚，黑烟从窗口，从瓦缝中冒出。我就屏住呼吸。实在呛不住，逃到外面，等烟雾稍小了些再冲入灶间，使劲摇动莆扇，让火不要熄灭。我深信自己能长距离潜泳的肺活量，就是童年时在浓烈的烟雾中屏息出来的。
和平路16号南北前后有三个院子，各家灶间大抵如此，有的就在两个院子的过道中，灶间的屋梁与栓子都像是黑漆涂抹过似的，整个地面是踩得发亮的黝黑泥地。我的作业就在煤烟熄了后的灶间门外的小桌上完成。也许在课堂上开了小差，没听清楚老师布置的题目；也许某道算术题需要解答；也许想留些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玩耍，互抄作业，邻居同学经常聚在这张小桌上铺开课本，交头结耳。
我那几个邻居同学是：我和林良丰、徐美庭、刘亚珍、张英、江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