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南京古城格局形成的深层文化因素

阳建强

南京古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古代都城尤其是江南都城的杰作。在其规划上，一方面吸取和继承了中国传统营国制度的精华，呈现以宫为中心、主次分明且结构严谨的空间秩序；另一方面又深受江南筑城传统的影响，其不规则形都城轮廓与历代都城方整形式大异其趣，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江南都城的传统格局与艺术成就。因此，探究和分析南京古城空间形态与格局表象后面隐藏的深层文化原因，无疑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理解与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

《管子》因地制宜规划思想的影响

《管子》认为城市建设应“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乘子篇》）。换言之，即城的形制应充分发挥城址的地理条件，按地形实际情况而定，不必强求形式上的规整，打破了以往井田规划概念的约束。南京古城空间形态与格局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规划思想，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都城规划出于对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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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地形地貌和历史沉积深厚的旧城的尊重，同时还更多受当时经济力量的制约以及对军事防卫方面的考虑，从而突破传统都城“王城居中”典型模式的束缚，不拘一格，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做法。

在中国的著名古都中，南京的“山川形胜”可谓独一无二。整个南京是低山岗地、河谷平原、滨湖平原及沿江河地等地形单元构成的地貌综合体，为宁、镇、扬山地的一部分，地貌上形成宁镇山脉两端的三个分支：北支沿长江南岸向西延续，海拔１３０～２８６米；中支至南京城墙山脉延伸入市区，海拔３２～４８６米；南支绕城东南部，海拔９５～３８２米。长江南京段长度约９５公里，江心有八卦洲等１０多个大小江心洲，江北有滁河，江南有秦淮河，为境内两条主要的长江支流。整个古城位于长江下游的秦淮河河口地区，周围群山对古城起着屏障和军事防守的作用，呈现山环水抱的态势。三国诸葛亮曾将南京的地理形势描述为“钟阜龙蟠，石头虎踞”。

与此同时，南京古城经历时性变迁，其城市形态亦变得十分复杂。东吴自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还都置业，南京首次作为封建王朝的首都，并为南京奠定了一座全国性城市的雏形。西晋灭吴，建业都城并未遭到破坏，仅改建业县为建邺县，至西晋末，又改建邺县为建康县。东晋王朝，再次以建康为首都，都城的范围与东吴时相同，只是在布局上依照魏晋洛阳城的规制略有变

动。之后，相继建都于建康的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仍沿用东晋的都城、宫殿、外围城堡和各种制度和设施。东晋时仅宫城（台城）用砖砌筑，南齐时用砖加固了都城的城门。到梁武帝时，建康都城的范围发展到东西南北各４０里，人口２８万户，成为当时全国的第一大城。隋唐时期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低潮时期，隋灭陈时，平毁了建康都城和宫殿，废丹阳郡和陈代设置的建兴郡。唐代前、中期更将金陵降为一般县治，称江宁县或上元县，唐后期才恢复为州治。五代十国时期，金陵逐渐恢复元气，成为杨吴国的重镇和西都，杨吴末期还兴筑了金陵城。其后的南唐更以金陵为首都，改称江宁府。杨吴和南唐修筑的金陵城将秦淮河的河口地带包入城内。南唐金陵城之后为宋元时期所沿用，也是明南京城东南部分的基础。

作为现今南京老城基础的明南京城，基于当时的现状条件，依据《管子》倡导的因地制宜的规划思想，从环境与实用角度出发，顺应自然在城中保留了较多的水面和山丘，并将南唐金陵和六朝建康及东府城尽包在内，形成颇有特点的都城形态。根据有关资料，当时朱元璋在选择宫城位置时，避开了整个旧城，在其东侧富贵山以南的一片空旷地建造新宫，并把旧城西北广大地区围入城内，供军队建营驻扎之用。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出于皇朝经济实力及民心向背考虑，不需倾注全力拆迁整个旧城，大大节约了建设成本，又避免了对悠悠两千年秦淮文化的破坏；另一方

６２面选择东侧为宫也避开了六朝宫城旧区，因朱元璋对定都应天曾有“六朝国祚不永”的忌讳。这样就形成了南京城内三大区域的明确功能划分：城东是皇城区，城南是居民和商业区，城西北是军事区。整个古城的外廓沿着这三大区的用地，并按照山丘、湖泊、河流等地理形势，东北靠近钟山西南麓，北面紧靠玄武湖，把鸡笼山、覆舟山包入城中，西北角直伸到长江边的狮子山，东南包括秦淮河，于是古城平面自然成为西北角伸出且南部突出的不规则形状。这一屈曲多变、颇不规整的形态和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布置上则按照《周礼》的原则却又有所变通与发展，其关键之处在于它更加强调“王城”居天地之中的政治意义，而没有拘泥于居大城之中的形式。后代都城正是受到这种思想的束缚，在布局方面走不出新路，而南京古城的布局在遵循传统观念，创造新的形式方面，堪称一个良好的范例１。

首先南京古城继承“城为重城环套”的传统营国形制并有所发展，采取了“四重城廓”布局方式。整个明南京城内为宫城，外为皇城，再外为京城，而后环以广阔的外廓。南京的皇城在应天府城的东部，宫城居于皇城中部而略偏东，宫城的布局以富贵山作为中轴线的基准点向南展开，宫城东西宽约８００米，南北长约７００米，前到太庙和社稷坛，是标准的“左祖右社”格局。宫城之外环为皇城，皇城南面御街两侧是文武官署，一直延伸到洪武门。正阳门外还设有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山川坛和先农坛等礼制建筑，形成了明清两代都城布局的范式，不仅中都临濠（今安徽风阳）的设计规划大体上沿袭这种体制，后来明城祖迁都北京，整个北京的重新建设也还是“规制悉如南京”。再外的京城（应天府城）就是现在的南京老城，外围的城墙十分坚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用砖砌的都城。在应天府城外围，洪武２３年又建了外廓城，周围约１２０里。外廓城更是从防御需要出发，利用天然的山坡形势用土筑成，东北包括钟山，东南包容神机营和大教场，南面超越聚宝山（雨花台），北面包容石灰山和玄武湖，西

《周礼》传统礼制规划思想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套理想的都城布局，那就是《周礼・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制度，如“王城居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这与中国人尊奉中庸的指导思想是并行不悖的，王城居中既利于皇宫保卫防御，又符合帝王居天地之中的象征。这套营国体系虽随社会变迁几度革新发展，但营国制度的礼制实质与精神却始终从未改变。

一些都城对“王城居中”的处理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按《周礼》的解释，在京城中央布置皇宫，如宋东京、元大都等；另一种是皇城居中靠北，如曹魏邺城和隋唐长安。南京古城在大的布局形态上，遵循《管子》倡导的因地制宜规划思想，顺应自然，巧妙布局，可谓独具匠心，而在整个城的规划形制上以及宫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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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靠近长江边。现在外廓城的遗迹已不存在，但人们仍沿用这些城门名作为地名，应天府城的城墙大部分仍保存完好，皇城与宫城尽管建筑已毁，但其空间格局还基本保存下来。

在宫城布局方面，则强调将宫城作为全城规划结构的重心，并以宫城的南北中轴线，作为全盘规划结构的主轴线。在老城范围内明南京城的皇城偏处城东，使城的规划重心势在城东，以皇城为核心的政治活动综合区呈向西北展延之势，城中南部，以秦淮河两岸地带为核心的经济活动综合区，它处于政治活动综合区的半环抱之中。而城西北的城防区，亦是依附之势。从各综合区的配置关系看，主次分明，颇有严谨的礼制规划秩序，且以宫为中心的规划格局甚为明确。宫城的南北中轴线作全城规划的主轴线，虽宫偏居城东，但宫的中轴线实际上与旧城中轴线基本平行。从规划上讲，这条与宫中轴线基本平行的旧城中轴线，起到了规划轴线的辅助作用，并且明南京在大城外，又经营了大规模庞大的外廓城，将环大城的小山，如钟山、幕府山、聚宝山等，均纳入廓内，大城外东北陵墓区——“孝陵”亦划入廓中。因此，从外廓大范围看，皇城位置实质上已转变为全廓中部稍偏南北，而非偏居城东。这样不仅有利宫廷保卫，也突出了宫的中心地位。

京的龙蟠路（东）、虎踞路（西）、朱雀桥（南）、玄武湖（北）等地名仍然留有深深的“四象”痕迹，而且这一古城的“四象”地形迄今基本保存完好，仍是南京古城重要的风貌特征。

至于阴阳五行学说对明南京皇宫规划亦有着重要的影响。皇宫规划是朱元璋聚集群臣商量所定，其中影响至为关键的两个决策人为朱元璋与刘基。据记载，第一次新建规划主要是刘基所作，以后两次改建时，刘基已死，则由朱元璋自己筹划。之前，儒家学说一直是统治阶级的主要理论工具，而到了明太祖时，南宋哲学家朱熹的理学始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其思想体系的骨架正是阴阳五行方面，即“太极（无极）→二气（阴阳、两仪）→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刘基为天文学家，朱元璋应观天象数十年，自然熟悉阴阳五行之说，所以他们在明宫规划中，十分强调用阴阳五行观作为法则来指导宫殿的布局、朝向与室内装饰，乃至殿、门名称亦极力遵循阴阳五行法则。例如，“方位”在皇宫布局中是特别讲究的问题，主要是东、西、南、北、中等几个基本方位，按阴阳五行学说，它们象征不同含义，南京古城宫殿和一些主要宫署建筑的朝向、位置多按阴阳五行法则义定，皇城、宫城两套城门也是根据所在方位而命名。其实质与目的主要是强调天国秩序，体现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并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系统地阐述封建伦理关系，表现封建仪礼，宣扬“君权天授”思想。

总之，南京古城独特的不规则城郭形态及刚柔相济的城市气质是多种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含的历史底蕴极为丰富而深邃，为促进营国制度传统向新的意境演进奠定了新的里程碑，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城建设中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象天法地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包括太极一元论、阴阳二元论、五行说和天人合一说等，它们对古代城市规划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南京古城自然地不例外。如“象天法地”思想，主要以天、地、人为一个宇宙大系统，追求天地人宇宙万物的和谐合一。《老子》提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准则，《易・系辞》也提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古代都城规划中，都城宫城、皇城等的位置，四象、天、地、日、月等坛的设立，金水河的开凿，城郊的外形以及城市的数目等大都遵循这一思想。历史学家曾对南京古城的地形地貌作过分析，认为其选址与布局符合传统风水说中的“四象”要求，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文化追求２：巍峨葱郁的钟山在东面，为“青龙象”；隐伏嶙峋的石头山（今清凉山—四望山一线）在西面，为“白虎象”；奔流灵动的秦淮河在南面，为“朱雀象”；逶迤绵长的覆舟山——鼓楼岗一线横亘于北面，为“玄武象”。四象之间平展的谷地为皇（黄）宫所在。皇宫中轴线上南有平岗雨花台为“前案”，双峰高耸的牛首山为“远朝”。可以说，中国风水地貌的精髓“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五行”（青、白、红、黑、黄）在南京古城得到了完整的表现。

此外，“龙盘虎踞”作为“王者之象”，在中国至少从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开始产生，西汉时期在都城用瓦上已印有“四象”图像符号，但明确把都城地貌特征衍化“四象”并融入都城规划设计之中的是南京古城，应归功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而这种地貌特征的文化评价从东吴时代一旦形成，它就成为一种强烈的暗示和政治优势影响到后来南京的城市地位、风貌和格局，并且还变成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性描述。今天南

注释

１张泉．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Ｄ］．［硕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建筑学院，１９８４．Ｐ５１２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Ｍ］．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Ｐ２３８

参考文献

１贺业矩．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２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四版）［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３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二版）［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９４汪德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Ｍ］．中国城市出版社，１９９７５吴庆洲．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６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Ｍ］．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张泉．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Ｄ］．［硕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建筑学院，１９８４

作者简介：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文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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