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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的历史影响

来源:东饰资讯网
八股文的历史影响

一、八股取士制度对士人学风的影响

1、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

还是圣人说得好,“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八股文当然称不上“君子”,但在五四以后“居于下流”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天下之恶”焉得不归之?于是,国家的灭亡,士子的不学,民族的惰性一古脑儿的压在八股身上,八股真的承受不起了。说到底八股文不过是一种考试文体,要它承担这么大的责任确实有点冤,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进行考察,并不能把历史的罪愆都堆在八股文的身上,起码自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都要负一定的责任。

科举制度的施行,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贡献,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借鉴了中国的科举考试而形成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文化。与科举相关的选本,如《古文关键》、《文章轨范》、《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观止》以及数量不可胜计的时文选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读书作文的水准;这些选本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国士人的文法,我们今天读宋代以来的文章觉得不像汉唐那样困难了,这也是科举取士的结果之一。明代各级学校的建立,中央设国子监,各地设府、州、县学,加之乡间的社学、私塾,起码在形式上实现了宋代王安石等人的设想。但实际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一方面,标准的统一,限定了人们的创造力,势必逐渐走向平庸;另一方面,宋代偃武修文,重视科举制度,延及明代,士大夫普遍以读书著述为高,要么钻故纸堆,要么风花雪月,大都缺乏行动的能力。

自宋代以来科举考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锁院、糊名、誊录等,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机会平等。但这种平等也有不少弊端,其荦荦大端,即是士子专事揣摩,不尚实学,一切以科场中与不中为最高目标,至于文行出处都不措意,败坏人心、风俗莫过于此。较之唐代的兼采誉望,尚能顾及考生的文行出处,不能说不是一项缺憾。钱穆先生:“科举制度之日趋严密,其事始于宋代。公卷风气已不复见,又有糊名法,杜绝请托,严防舞弊。于是尚法的意义,胜于求贤,此亦风气所趋,不得不然。然考试制度之主要目的,本在求贤。”1可以说,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在求贤的意义上反不如以前。

为了考试得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说东道西,颠倒黑白。苏东坡答李端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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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三联书店,2001年,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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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云:“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得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敢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2东坡虽是如此说,观其文集,这样的策论却也不少,可以说是知而故犯,此对后世影响极大。空洞无物,放言侈谈,并非胸中有此一段奇思妙想要说,而是为说而说,这样怎能培养出好人才?

科举制度本在选材,可在宋代以后注重形式上的公正平等,而丧失了科举的本意。士子们专事揣摩,不问实学,势必逐渐走向空疏迂阔,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2、科举制度造成士人的空疏不学

八股文最为人诟病的是造成读书人的普遍空疏,除了高头讲章,历朝程墨,别无所事,上至国计民生,下至待人接物,都成隔膜。按照上面责任的划分,其实这个指责应该归在科举制度身上。

明永乐定《四书五经大全》以为取士之制,其对人心学术影响亦不容低估,《四库全书总目》云:“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于斯,亦足以资考镜焉。”3张岱《夜航船序》里的一则嘲笑读书人浅陋的故事可以为这一论断下一注脚: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 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4

明代士子空疏不学,偏要高谈阔论,以至遭到僧人的轻视,也是咎由自取。若有真才实学,何待小僧伸脚呢?明代的科举制度规定只考四书,五经选一,诗赋全废,造成士子只背程墨,不问实学。在经义和诗赋之间,诗赋更能测出一个人的学问,因为诗赋题目来自经史子集,而作诗赋本身就需要更好的文学修养,远较经义的腐套为优。其实,这等荒唐事在宋代以如此了。《曲洧旧谈》卷三云:

科举自罢诗赋以后,士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兴衰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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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书”,第1432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经部”,“四书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302页。 4

张岱《瑯嬛文集》卷一,岳麓书社,1985年,第49页。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云:“吴思庵先生谈及浅学后进曰,此韵府群玉秀才,好趁航船耳。航船,吴中所谓夜航船,接渡往来,船中群坐,多人偶语纷纷。盖言其破碎摘裂之学只足供谈笑也。”此士子谈笑之学问尚有如此漏洞,看来航船也趁不得,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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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漫不省。元祐初,韩察院以论科举改更事,尝言:“臣于元丰初,差对读举人试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当时传者,莫不以为笑。此与定陵时省试,举子于帘前请云,尧舜是一事是两事,绝相类,亦可怪也。”5

我们每每感叹明代秀才的空疏,想不到号称文化高涨的宋代也有如此不堪之事。看来《儒林外史》第七回写中了进士、点了学道的范进不知苏轼是何许人,也就情有可原了。这样重视考试的结果是造成一代空疏不学之人。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一云;

王荆公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耳。6 作为经义的首倡者,王安石也为经义考试带来的弊端深为痛惜,然而已经无法挽回。

历代所用人才的条件,不外乎德、才与学识,而考试之所觇,不过学识,其实即便学识一项也难以于风檐寸晷之中完全测试出来,故中与不中,一切都付之于幸与不幸。然而到底八股取士制度得不得人呢?肯定的一方如邓云乡对八股取士制度肯定多于否定,其出发点主要是两个,“一,为什么在明代就被骂为十分腐朽,导致亡国的八股教育制度,却几百年中培养出那么许多杰出人才,国家用人从未缺乏,为什么?二,为什么导致明代灭亡的八股文教育、考试制度,清代完全照搬,却开创了一百五六十年繁荣昌盛的局面,这又如何解释?”7即从这两个问题看,邓氏对八股文是含有温情的。

否定的一方如史学家吕思勉认为,“科举时代的八股文,明明毫无用处,然在昔日,锢蔽之士,亦有以为有用的(他们说,八股文亦有能发挥义理的。这诚然,然义理并不要八股文才能加以发挥,创造八股文体,总是无谓的。这并不但八股,科举所试文字,论、策外实皆无用,而论策则有名无实,学作应举文字的人,精力遂全然浪费,而科举亦不足以抡才了。然人才亦时出于其中,右科举者恒以是为解。正之者曰,若以探筹取士,人才亦必出于其中的。此乃人才之得科

8举,而非科举之得人才,其说最通。)”案,探筹之说出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

士》:“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法耶﹗”这些虽则是数十年前的话,听起来好像是专门为邓云乡先生说的。其实,假如我们认同邓、祝二先生所谓的明清人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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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本。

丛书集成初编本。 7

邓云乡《〈八股〉回响》,《文汇读书周报》1995年11月25日第3版。 8

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见《史学与史籍》,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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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之说,也并不能表示完全就是八股取士的功劳。钱穆先生认为“明代亦尚有较好之新制度,可与考试制度配合,即为进士入翰林制,明清两代都从此制度下培养出不少人才。”9假如没有翰林制度的配合,八股取士制度不知能否搜罗到那么多人才。

顾炎武对于八股取士制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日知录》卷十六;

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所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弟子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美貌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余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10

对于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顾炎武感痛至深,故有此激切之语。《日知录》卷十七又对北方读书人的浅陋痛下针砭:

愚幼时读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窳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经注疏为何物也。间有一二五经刻本,亦多脱文误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书善本,绝不至于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诸经学训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一曰人荒。非大有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无田甫田,维莠骄骄”之叹也。11 八股取士制度的推行造成了大部分读书人空疏不学,以致北方出现“人荒”的现象,这对于那些以为八股取士颇能得人的看法不啻是一个打击。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师伏堂日记》里有首诗批评八股文的禁锢智慧:

二八佳人体似糊,篇中藏药毒迂儒。虽然不见人身死,暗里蒙君智慧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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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所谓二八,即指八股文和八韵试帖,是清代科举考试中非常重要的科目。

“二八”做得好坏,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广大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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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288页。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岳麓书社,1994年,第590页。 11

《日知录集释》卷十七“北卷”条,第614页。 12

此诗摹仿唐吕岩《警世》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老同学李庆涛兄惠示,《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亦曾引用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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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其为吸食骨髓与智慧的“妖怪”,也不得不趋之若鹜。

科举制度的推行是伴随着宋明道学的普及而来的,结果造成广大士子的迂阔,激于空头之义理,昧于当代之事实,使世上少有明白世务之人。纪昀尝述其父姚安公曰:“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取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13士大夫如此,国社焉得不丘墟?《豫变纪略》卷三言李自成破襄阳时,“诸生李洁轩,素善为诗,居于野。贼至不避,叩其马导之以大义。贼笑而刃其首。李怒曰,‘吾以大义教汝,汝乃刃我,真贼也。’贼连刃之,遂死。”陈登原先生引此而论之曰:“目睹强暴,而犹不忘伯夷、叔齐叩马之事,其激义于理可嘉,其昧于事实,亦可闵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科举制度恐怕要负一定责任的,因为这些人物无一不是八股科举制之下的产物。朝廷以八股虚文进退多士,天下士子自然以虚文搪塞朝廷,岂不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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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股取士制度对士子心态的影响

1、消极影响

张之洞《輶轩语》云:“士人志切科名,往往喜谈《阴骘文》《感应篇》二书。二书意在劝化庸愚,固亦无恶于天下。然二书所言亦有大端要务,今世俗奉此,则唯于其末节碎事营营焉用其心,良可怪也。”周作人也说:“看近代人笔记,所举之人必称官衔,所记之事多是谈休咎因果,而归结于科名之得失,热中之态可掬,终乃至于戒牛肉、惜字纸,以求冥佑,卑鄙已甚,真足为世道人心之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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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报应皆与科名相联系,博取功名成为宋明以来大多数读书人的唯一追求。

宋人沈作喆《寓简》卷六云:

今之学者谓得科名为“了当”,而仕宦者,谓至从官为“结裹”。嗟乎,学所以明道修身,而仕将以行志及民也。以浅俗不根之学,声律对偶,传习时文,一得科名,则已“了当”一生,而进德修业,更无余事矣。以贪鄙无能之质,巧佞卑污,积累官薄,一得从官,则已“结裹”终身,而爱国忧君无余事矣。夫如是,望其修身及民,何时可哉﹗16 袁中道进士及第后《与梅长公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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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 《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二篇“颜学时会”,第46页。东方出版中心,1989年。 15

周作人《科目之弊》,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二卷《千百年眼》第29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16

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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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世间自有一种世外之情,毕竟与世间应酬不来,弟才入仕途,已觉不堪矣。荣途无涯,年寿有限,弟自谓了却头巾债,足矣,足矣,升沉总不问也。17

可见宋明的士大夫视科举为必还之债,中举为“了当”、为还债,其他皆不问也。

士子们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应科举,为了获取功名,纵使遭受凌辱也在所不计了。艾南英的科场自述非常详细的叙说了参加考试所经历的凌辱和磨难:

试之日,衙鼓三号,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督学衣绯坐堂上,灯烛辉煌,围炉轻煖自如。诸生解衣露足,左手执笔砚,右手持布袜,听郡县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学前,每诸生一名,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倮腹赤踝,为漏数箭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冻栗,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知为体肤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学轻绮荫凉,饮茗挥箑自如。诸生什佰为群,拥立尘坌中。法既不敢执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数百人夹坐,蒸薰腥杂,汗淫浃背,勺浆不入口,虽设有供茶吏,然卒不敢饮。饮必朱钤其牍,疑以为弊。文虽工,降一等。盖受困于寒暑者如此。

既就席命题,题以一教官宣读,便短视者;一书牌上,吏执而下巡,便重听者。近废宣读,独以牌书某学某题。一日数学,则数吏执牌而下,而予以短视,不能见咫尺,必屏气嗫嚅,询旁舍生问所目,而督学又望视台上,东西立瞭高军四名,诸生无敢仰视四顾。丽立伸欠倚语侧席者,则又朱钤其牍,以越规论。文虽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虽溲溺不得自由。盖所以絷其手足便利者如此。

所置坐席,取给工吏。吏大半侵渔所费,仓卒取办,临时规制,狭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缝,据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号诸生常十余人,虑有更号,率十余坐以竹联之。手足稍动,则诸坐皆动,竟日无宁时,字为跛踦。而自闽中一二督学重怀挟之禁,诸生并不得执砚。砚又取给工吏,率皆青刓顽石,滑不受墨,虽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檐所在,霖雨倾注,以衣覆卷,疾书而毕事。盖受困于胥吏之不谨者又如此。

比阅卷,大率督学以一人而阅数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之异,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于一流之材,则虽宿学不能无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学复衣绯坐堂上,郡县有司候视门外,教官立阶下,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跽而受教,噤不敢发声,视所试优劣,分从甬道西角门以出。当是时,其面目不可以语妻孥。盖所谓拘牵文法,以困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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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雪斋集》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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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气者又如此。

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18

陈际泰谓此文:“述秀才小试之苦,妙尽形容,天下爱其痛快,每先试义而传诵之。”19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历来研究八股文的人几乎无不征引的。科场中的考生简直被视作盗贼囚犯,国家这样养士,如何能出好人才呢?

对于搜检之法的演变,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云:

科场之禁,在唐宋甚宽,如挟册者,亦止扶出,不锢其再试也。本朝此禁甚严,至三木囊头,斥为编氓,然仅行之乡试耳,会试则不然。盖太祖尝云,此已歌鹿鸣而来者,奈何以盗贼待之!历朝以来,搜检之法,有行有不行,而试录中仍无搜检官,犹尊祖制也。至嘉靖末年,时文冗滥,千篇一律,记诵稍多,即掇第如寄,而无赖孝廉,久弃帖括者,尽抄录小本,挟以入试,时世宗忌讳既繁,主司出题,多所瞻顾,士子易以揣摩,其射覆未有不合者,至壬戌而澜倒极矣。先是巳未之春,御史亦有建言宜搜检者,上不允,至乙丑南宫,上微闻挟书之弊,始命添设御史二员,专司搜检,其犯者,先荷校于礼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遂为厉禁,以至于今,然试录之不载搜检如故也。四十年来,会试虽有宽有严,而解衣脱帽,且一搜再搜,无复国初待士体矣。20

宋代以后,考试规则逐渐加严,禁怀挟、糊名、誊录等制度,渐渐兴起,明清两代,考试关防,日益严密,作弊之风难除,搜检之制照行,虽似不甚尊重考生人格,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其结果正如周作人所说:

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多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前清末年有过一个笑话,有洋人到总理衙门去,出来了七八个红顶花翎的大官,大家没有话可讲,洋人开言道:“今天天气好。”首席的大声答道“好。”其余的红顶花翎接连地大声答道好好好……,其声如狗叫云。这个把戏是中国做官以及处世的妙诀,在文章上叫作“代圣贤立言”,又可以称作“赋得”,换句话就是奉命说话。做“制艺”的人奉到题目,遵守“功令”,在应该说什么与怎样说的范围之内,尽力地显出本领来,显得好时便是“中式”,就是新贵人的举人进士了。我们不能轻易地笑前清的老腐败的文物制度,它的精神在科举废止后在不曾见过八股的人们的心里还是活着。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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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海》卷三一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3215页。 《已吾集》卷三,“艾千子历试卷序”。四库禁毁丛书本。 20

《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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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这里觉得未可以人废言。(《看云集》)

这就是八股养成的人才,只会奉命说话,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奴性,没有主人意识,这正符合封建帝王的心思。时至今日,土八股是早已消失了,但各种各样的新八股还存活着,我们恐怕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其支配。

2、关于气节

俞长城是颇看重八股文的养气之功的。其集评《一百二十名家全稿》,“人各序其出处梗概于简首,至于忠孝廉节成仁取义之事尤唏嘘感叹,不能去诸其怀,盖以史法论文。”21俞选南宋汪立信、文天祥以殿宋代经义之后,以于谦开明代经义之前,是极有用意的。且看其夫子自道云:“夫文山(文天祥)有忠肃(于谦)之志而功不克成,忠肃有文山之功而志不见复,皆千古遗恨。然而立言立德,允文允武,旷世合辙。余故以文山殿宋,以忠肃冠明,比而录之,谅九原亦为称快尔。”22

邓实论及复社,亦盛赞其气节曰:“复社者为明末东南之一大社,上继东林,下开几社,其社集之盛,声气之广,殊于当时社会大有关系。及至明亡,而死国殉难之士,见于姓氏录者,乃至不可胜数。然其埋没不彰,甘心湛冥自隐者,亦复何限!昔方望溪谓秀水朱竹垞得复社姓氏录,以其后事征之,死于布褐而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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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十之三焉!”邓氏是清末热情提倡民族革命的志士,故拳拳于明末的反清志士。

故他只注意了其一方面的情况。

八股文能否培养正气,其实也颇成问题。《颜习斋年谱》记王法乾与习斋的对话云,“王法乾曰,宋儒,孝女也,非孝子也。先生曰,然,明末死节之臣,

24闺中义妇耳。”所以说,八股即使能养气,也只是妇人之气,也只是殉死的气节,

而不是刚毅之气,果敢行动之气。

我们固不能否认八股取士,有不少忠贞节义之士出乎其间,然亦不能否认在经义取士之前,早有不少忠贞节义之士了。疾风知劲草,让我们看看明末天崩地陷之时士人们的表现吧。

胡介祉《咏史新乐府》第四十四章小序云,“二十一日伪大学士牛金星出示晓谕,百官俱报职名,以凭量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容隐不报者即以军法从事。一时朝官就义者虽多,而报名者更复不少。„„有献金求大拜,以管仲、魏征自命者(原旁注云,项煜)。有被贼召见,出语人新主待我礼甚恭者(梁兆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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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良《一百二十名家全稿》序,见桐川俞长城论次《一百二十名家全稿》,不分卷,十二册,清光绪癸巳(1893)上海鸿宝斋石印。 22

见《制义丛话》卷之四,第54—55页。 23

《复社纪略》跋。 24

《颜元集》第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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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劝进表》、《登基诏》,献《急下江南策》,逢人便说牛老师极为欣赏者(周钟)。有献平浙策,背刺骑驴,为贼驱使,未几被贼打折一臂者。有贼先不用,夤缘赴选,向人言我明日便非凡人,好事者为作《非凡人传》者(钱位坤)。其辱更甚

25于被刑也。”这些贪生投贼者有哪个不是衣冠人士,八股高手?其中周钟更是复

社名流,以制义甲乙天下,声闻显赫。说八股可以培养气节的人,读此一段文章,不知有何感想?

清初的事实再次考验了八股书生们的气节。满清入关不久,即接受汉族士大夫的建议,开科取士,以收拾人心。这一招果然奏效,起初耻食周粟的读书人纷纷下山,参加科举考试。有人作诗嘲之曰,“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26可见,在功名利禄面前,气节是如此不堪一击,那些以为八股文可以养气的人可以警醒了。

三、八股文对明清文化学术的影响

1、明代的复古运动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逐步世俗化,宋代以后士大夫与未出仕读书人逐渐分流,由此产生出士大夫的文学与民间的文学,前者为台阁文学,廊庙文学,诗文是主体;后者为市井文学,小说、戏曲是主体。元明清以后,戏曲小说大盛,说明文学权力的向下转移,同时也说明科举制度的无奈,无法收拢天下才俊,不得不使之散向草野。由于正统的文学与道学、八股过于亲密,致使一部分士大夫也产生不满,主张复兴古学,而其文学趋向却有民间化的色彩,这就是明代复古运动的背景。

陈柱说:“自成化以来,八股盛行之际,文士于四子书与八股文之外,可以不读他书,凡所为散文、骈文,无非空疏饾饤,故李何辈思有以矫之,使人知《四书》外尚有古书,八股外尚有古文也。然何、李等之文,皆袭貌遗神,不过优孟衣冠而已。故正德以后,王慎中、唐顺之等提倡韩、柳、欧、曾等八大家之文以矫之,海内靡然从风。”按照现代的眼光看,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确实有着崭新的倾向,它与八股、唐宋古文主张载道的思想距离甚大,甚至完全相反,故而茅坤、黄宗羲等人都称前后七子为词章之学。而词章之学的兴起首先是针对八股和道学,尽管他们在复古的过程中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其总体倾向是与明代社会的进一步世俗化相一致的。就这一点而言,复古派与晚明文学的精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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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周作人《明朝之亡》,原载《宇宙风》第37期,1937年,后收入其文集《秉烛谈》。 褚人获《坚瓠编》五集卷三,“一队夷齐”,清代笔记丛刊,齐鲁书社,2001年。 27

《中国散文史》,“明复古派前后七子之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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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乎这点并不为世人所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界对复古派的看法才逐渐改变。28

2、明末的党社运动

由于受到朝廷与民间风气的影响,明末出现了大量的文社和社选。唐宋以来,文人集团兴盛。然而明代文人社团之兴盛却有自己的时代特点,这就是许多文人集团的创立与科举和八股文有些干系。晚明文人结社议论朝政、探究八股逐渐盛行,如复社、几社等,其领袖人物如张溥、陈子龙对八股文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陆世仪在谈到明代文社之兴时说:“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29明代的文人集团甚多,明代以八股取士,读书人因而尊师交友,互相砥励文章技艺,揣摩风气,以求取功名,所以结社成风。但不少文社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也就是说,它们其实是研究时艺的文人集团,可称为八股文写作研习小组或研究会。比如像著名的复社与几社,其建社的初衷主要是揣摩八股,切磋学问,后来逐渐壮大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关于当时文社的声势,可于复社集会征其一斑,“癸酉春,溥约社长为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30

3、清代汉学的兴起

古文家姚鼐曰:“元明以来,皆以其学(指程朱之学——引者注)取士,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以来学者之陋习也,然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至,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31姚鼐是倾向宋学的,他认为汉学就是针对元明以来以程朱取士而起的。

骈文家李兆洛云:“汉宋纷纭,亦事势相激使然。明代以八股取士,学士低首束缚于《集注》之日久,久则厌而思遁。一二才智之士,凿空造奇,一遁而之子,再遁而之史,然皆不能越《集注》范围。汉学兴,于是乎以注攻注,以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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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吴承学、李光摩编《晚明文学思潮研究》的概述部分,第25—2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9 《复社纪略》卷之一,国粹丛书本。 30

《复社纪略》卷之二。 31

《惜抱轩全集》文集卷六,“复蒋松如书”。中国书店,1991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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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其实非为解经,为八股耳。”32李氏倾向汉学,他明白的说出汉学之兴就是针对八股的。

金石学家王昶为惠栋作墓志铭云:“自孔、贾奉敕作《正义》,而汉魏六朝老师宿儒专门名家之说并废。又近时吴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时文倡导学者,而经术益衰。先生生数千载后,耽思旁讯,探古训不传之秘,以求圣贤之微言大义。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33则惠栋之汉学也是在反八股的背景中诞生的。

由上可知,桐城古文家、骈文家和汉学家皆以为汉学考据之学之兴起,与八股有紧密关系也。钱穆先生对此亦评论说,“则即谓清初考古博雅之风,乃有激于当世之时文举业而然,亦不为过。”34

4、颜李学派的出现

清初的颜李学派可谓伴随着对八股文的批判而产生的。颜习斋对八股取士的批评一开始就上溯至宋明儒学,“当日一出,徒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全以章句误苍生。上者但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鹜富贵利达。”35

李塨述颜元之意曰:“率天下之聪明杰士,尽网其中,以空虚之禅悦,怡然于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于手。自明之末世,朝庙无一可依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至天下鱼滥河决,生民荼毒。呜呼,谁实为之?”36又云:“沿至宋明虚文日多,实学日衰,以诵读为高致,以政事为粗庸。邱濬为大学士,著《大学衍义补》,不期实行,但期立言。孙爌坐大司马堂上,手执书卷,时边事孔棘,为侯执蒲所劾。此风一成,朝廷将相,竞以读书著述为名。至于明末,万卷经史,满腹文辞,不能发一策,弯一弓,甘心败北,肝脑涂地,而宗庙墟,生民熸矣。”37宋明诸儒竞相以读书著述为高,而缺乏行动的能力,致使天下丘墟,生灵涂炭。

因此他对虚文大加挞伐。《习斋年谱》中记习斋之语曰:“后世诗、文、字、画,乾坤四蠹也!”又说,“思文墨之祸,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国家则害国家。陈文达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当日读之,亦不觉其词之惨,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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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洛与方东树书,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97年,商务印书馆,第154页。 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55页。 34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顾亭林”,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4—156页。 35

《存学编》卷一,见《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页。 36

《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皋书”,续修四库全书本。 37

李塨《平书订》“建官第三上”,续修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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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悲也。”38

周作人以为:“想起颜、李的地位,实在是明末清初的康、梁,这更令人发生感慨。习斋讲学反对程、朱、陆、王,主张复古,‘古人学习六艺,以成其德’,归结于三物,其思想发动的经过,当然也颇复杂。但我想明末文人误国,总是其中的一个重大原因。”39而明末人的误国,空疏之八股养成也。

习斋《性理评》中有一节尹和靖祭其师伊川云,习斋批云,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40

钱穆先生对此评论说:“宋明儒学,未必真祸国误国,祸国误国者乃科举八股耳。清代诸儒,诋排程朱宋学者,其意颇多激于八股,颜李尤甚。”41

总的说来,颜李学派反对虚文,主张实行,它的批判对象从八股取士制度一直追溯至宋明儒学,穷极原委,淋漓尽致。

四、八股文对明清文学的影响42

1、诗歌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唐代试帖诗以及律诗对八股文的形成起过作用,蒋寅说:“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诏科举复试排律后,起承转合之说就自然地和试帖诗的章法对应起来,而且被更加彻底地八股化。”43

八股文对于明代诗歌也产生影响。袁枚《随园诗话》卷八说:

程鱼门云,“时文之学,有害于古文;词曲之学,有害于诗。”余谓,时文之学,不宜过深;深则兼有害于诗。前明一代能时文又能诗者,有几人哉?金正希、陈大士与江西五家,可称时文之圣;其于诗,一字无传。陈卧子、黄陶庵不过时文之豪,其诗便有可传。荀子曰,艺之精者不两能也。44 吴乔《围炉诗话》谈到明代诗人的毛病时认为这些毛病的原因有六方面,其中首要的是“时文”的影响。“诗与古文,门径绝异,时文于二者更异。彼既长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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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颜元集》第766页。 周作人《颜氏学记》,见其文集《夜读抄》。 40

《存学编》卷二,《颜元集》第62页。 41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0页。 42

此节的写作参考、引用了吴承学师的许多看法,《明代八股文》一章,《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第294——302页。 43

《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44

《随园诗话》,1982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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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即以时文见识为古文诗,骨髓之疾也。”45因为八股文取士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潜心于此,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而诗文的思维方式与八股思维是截然不同的。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七十二则“诗与时文”从《随园诗话》卷六的一段话说起,广征博引道:

卷六: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余案头置某公诗一册,其人负重名。郭运青侍讲来读之,引手横截于五七字之间,曰:诗虽工,气脉不贯,其人殆不能时文者耶。余曰:是也。后与程鱼门论及,程韪其言。余曰:韩、柳、欧、苏,俱非为时文者,何以诗皆流贯?程曰:韩、柳、欧、苏所为策论应试之文,即今之时文也;不曾从事于此,则心不细而脉不清。余曰:然则今之工时文而不能诗者何故?程曰:庄子有言,仁义者,先王之蘧庐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今之时文之谓也。”按渔洋早有此论。《池北偶谈》卷十三谓:“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钝翁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近见王恽《玉堂嘉话》一条,鹿厂先生曰:作文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亦与此言同。”《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七张宗柟附识复申论渔洋之意。鹿厂语见《玉堂嘉话》卷二。汪、程两家语亦中理,一言蔽之,即:诗学(poetic)亦须取资于修辞学(rhetoric)耳。五、七字工而气脉不贯者,知修辞学所谓句法(composition),而不解其所谓章法(disposition)也。

八股与诗歌有相通之理,因为“诗学亦须取资于修辞学”,这种说法是颇为通达的。

《制义丛话》卷之二引《池北偶谈》卷十三论八股与诗之关系一段话之后加按语云:“此论实确不可易。今之作八韵律诗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于作奏疏及长于作官牍文书者,亦未有不从八股格法来,而能文从字顺,各识职者也。”

而亦有人认为八股妨碍作诗的,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云:

不从制义入,诗多不工,前辈多论之者。而工制义者,又往往不工诗,盖鱼熊本难兼美,且一则妙索环中,一则神游象外,其间固微有区别也。袁简斋曰,老子曰,仁义者,道德之蘧庐也,可一蹴而不可久处也。其制义之谓乎?46

清代科举考试再次引入试帖诗,且以八韵为常,可以反证八股文对诗的影响。纪昀说:“西河毛氏持论好与人立异,所选唐人试律亦好改窜字句,点金成铁。然其谓试律之法同于八比,则确论不磨。夫起承转合、虚实深浅,为八比者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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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炉诗话》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 续修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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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审题命意,因题布局,为八比者亦类知之。”(《试律丛话》卷之二引)清人做试帖诗多以八股之法行之。

2、古文

八股文在中国明清两代弥漫盛行五百余年,其结果不仅在影响学术心态,其与古文相结合,还造成了一种糜烂冗长的通用文体,八股化的古文。参《八股文与古文》一章,兹不赘。

3、戏曲

焦循、刘师培、卢前、周作人等人都认为戏曲是八股文的源头之一,其着眼点就在于体会语气上。但笔者认为不能因此就视其为八股的源头,它们之间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影响。但这么多学者持此观点,也正好说明八股文的观念深入人心,取得先入为主的优势,反过来又影响到人们对戏曲的看法。事实上,在八股文成为强势文体之后,对戏曲产生影响也就成为必然。

明人王骥德《曲律》“论曲禁第二十三”亦有“书生语”自注“时文气”。徐渭《南词叙录》指出当时南曲受八股文影响的弊病:

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 看来《香囊记》即是一部深受八股影响的戏曲。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对“以时文为南曲”的作品如《五桂记》《麒麟记》和《三聘记》等痛加针砭。而明人孙仁孺的传奇《东郭记》则是一部比较风趣的作品,其取材于《孟子》“离娄下”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文人学士经常拿这一段文字来做游戏性的小题八股。《东郭记》也是一部游戏之作,其形式即采纳了八股的一些作法。每一出戏的标目都使用《孟子》的语言,如“离娄章句下”、“人之求富贵利达者”、“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其妻妾之不羞也”等,俨然就是八股文的题目。祁彪佳对此剧评论道:“掀翻一部《孟子》,转转入趣,能以快语叶险韵,于庸腐出神奇,词尽而意尚悠然。”(《远山堂曲品》)黄强先生也评论说:“其高妙之处在于为《孟子》中人物立言,逼肖人物声口,借八股话头,极尽虚构想象,穷形极相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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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戏曲理论,也受到八股文的影响。如李渔《闲情偶寄》中讲的“立主脑”、

“密针线”、“大收煞”等条目都与八股文的结构、作法大有关系。 4、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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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戏曲》,《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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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对小说的影响,不是表现在文体的层面上,而是表现在思想的层面上。明清的小说家有不少是科场上、仕途上的失意者,因此对科举的弊端体会得也更为深刻。其中尤以曹雪芹、吴敬梓为代表性人物。与八股文关系最为重要的恐怕要算是《儒林外史》了。它比较全面地写科举制度与八股文,以及儒林的种种丑态,周进与范进,都是年过半百的老童生,他们的遭际虽然令人同情,然而他们的学识也简陋的可笑,范进不是连大名鼎鼎的苏东坡都不知道吗?吴敬梓在小说开头借王冕之口评论以五经四书、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取士制度时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红楼梦》中的主人翁贾宝玉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他对八股文的厌恶反感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曹雪芹的意见。通过读这些小说,可以使我们对科举制度下的儒生及其生活状况有一个比较真切的了解。 5、文论

八股理论与古文理论是双向影响的。首先是古代文学理论,特别是宋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以及文章学对八股文这一强势文体形成过程的的影响,然后是八股文再反过来对其他文体的影响。

茅坤《文诀五条训缙儿辈》:文中明确提出“吾为举业,往往以古调行今文。”而且“须于六经及先秦、两汉书疏与韩、苏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于胸中,将吾所为文打得一片凑泊处,则格自高古典雅。”他所谓的布势、调格、炼辞与凝神等理论,也明显是吸收了古文理论。

业师吴承学先生认为:“八股文理论对于明代的文学批评也产生深远影响。与八股文理论同步,明代文学批评也相当重视结构技法,对于文章之抑扬、开阖、奇正和起伏等甚为重视,这从明代前后七子派与唐宋派的诗文理论都可以看出来。

“八股文及其理论的兴盛,使明清文学批评出现新的风气,这就是对于艺术作品的结构乃至字句篇章之技法理论空前重视。八股文最讲起承转合、绳墨布置之法,如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之七‘文章诸法’认为八股文有章法、股法、句法、字法,而具体的技巧非常复杂,比如:浅深、虚实、开合、离合相生、描写和对面描写、衬帖和对面衬贴、跌宕、详略、先后、翻论、进退、转折、推原、推广、反正、照位、关锁、代法、咏叹、遥接、抑扬、顿挫、虚衍、顺逆、挨讲穿插、预伏、补法、省笔、分总、牵搭、类叙等。古代的文学批评,至八股批评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技法理论之盛极。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形而上的批评,宋代以后形式技法批评始兴,而明代之八股理论,则以强烈的功利和实用性,以具体指导的方式,将技法理论推到极致。在此期间,不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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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新的批评术语,而且技法理论也日趋细密和完整。”48

5、评点之学

业师吴承学先生说,“许多学者都认为,明代的文学评点受到八股评点之影响,对此须进一步分析。评点之学,尤其是诗文评点早在南宋就非常发达,远早于八股之学,评点之学是自成体系的,并非受到八股文的影响才兴盛的,倒是八股之学利用评点之学的形式。”49这是符合历史的论述,但是八股文的评点在后来确实也影响到了诗文的评点,这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曾国藩《经史百家简编序》云:

自六经燔于秦火,汉世掇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刘向父子勘书秘阁,刊正脱误,稽合同异,于是有校雠之学。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书经义取士,我朝因之,科场有句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试官评定甲乙,用朱墨旌别其旁,名曰圈点,后人不察,辄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圈密点,狼藉行间。故章句者,古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者,科场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末流之变迁,何可胜道。

这是时文之学对传统学术反影响的结果。同时,众多八股文选本及评点,也促进评点学之盛。茅坤认为“举子业,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谓之古文,亦可也。”50他努力打通八股文与古文的技法,他的评点《唐宋八大家文钞》则带有以八股文的题义章法来评点古文的痕迹,如所评以钩画腠理脉胳为重。所以,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批评说:“钩锁之法,守溪(王鏊)开其端,尚未尽露痕迹,至荆川而以为秘藏。茅鹿门所批点八大家,全持此以为法。”

金圣叹对戏曲小说的评点,就是八股评点法。如其《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卷一,“圣叹外书”云:

《西厢》者何?书名也。书曷为乎名曰《西厢》也?书以纪事,有其事,故有其书也;无其事,必无其书也。今其书其事,事在西厢,故名之曰《西厢》也。……夫相国营菟裘于西厢之西,而普救寺之西厢,遂以有事,乃至因事有书,而令万方世人传道无穷,然则出堂俸建别院,又可不慎乎哉?51 是则纯然一篇以《西厢记》为题目的八股文,此类批点法在其书中是随处可见的。

对于八股与评点之间的关系,业师吴承学先生总结说:“八股文的评点与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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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第302页。

参见吴承学师《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十三章“明代八股文”。关于评点,可参看吴承学师《评点 《茅坤集》之《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六《复王进士书》,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321页。 《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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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兴 ——论文学评点的起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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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文选本的流行相辅相承。从以上材料看,八股文选本与八股文评点是比较晚出的;从形式看,明显受到南宋以后文学评点的影响。八股文评点对于文学评点的影响,主要是文学评点之学借用了八股文的结构技巧理论及其术语。总之,文学评点之学与八股之学的影响可以说是双向互动的。”52

五、八股文与中国现代文章学

看到这个标题,读者诸君切莫要诧异,这不是故作高深之论,实在是有其根据的。清末八股文废止,但八股文并未死去,它早已脱胎换骨转移到了其他文体当中。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述《逻辑文》有云:

然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此论思之所以有裨,而数百年来,吾祖若宗德术心智之所资以砥砺而不终枯萎也欤?迄于清末,而八股之文,随科举制以俱废,而流风余韵,犹时时不绝流露于作者字里行间。有袭八股排比之调,而肆之为纵横跌宕者,康有为、梁启超之新民文学也。有用八股偶比之格,而出之以文理密察者,严复、章士钊之逻辑文学也。论文之家,知本者鲜﹗独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3 钱氏此论乃是褒扬八股文的,他认为康、梁、严复、章士钊这些清末学术思想界的巨擘,他们的文体也是脱胎于八股文的。康、梁之新民体,沿袭八股排比之调,纵横跌宕;严、章之逻辑文,承袭八股之偶比之格,文理密察。这是清末民初的情形,而在五四运动之后,八股文的影响依然难以消除。

八股文的创作集中和积淀了一些汉语言文字表现技巧。由于数百年间文人们日夕研习,更是把这些表现技巧推向极致。周作人说:“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看云集·论八股文》)就表现技巧而言,的确可以这么说。这些文字技巧在我们今天的文章中大多也是可以利用的。

周作人一直认为八股文的影响潜存于我们的心中。他说:“我们不能轻易地笑前清的老腐败的文物制度,它的精神在科举废止后在不曾见过八股的人们的心里还是活着。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我们在这里觉得未可以人废言。在这些八股作着的时候,大家还只是旧日的士大夫,虽然身上穿着洋服,嘴里咬着雪茄。要想打破一点这样的空气,反省是最有用的办法,赶紧去查考祖先的窗稿,拿来与自己的大作比较一下,看看土八股究竟死绝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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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第302页。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本,台湾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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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是不是死了之后还夺舍投胎地复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论八股文》)这些话说得确实有他的道理,也许你没有看过一篇八股文,但不能保证你不受它的影响。因为八股文是唐代,尤其是宋代以来文章学的结穴,千百年的文章技巧都浓缩在里面,它同对其他文体都有重要的影响,你只要没有绝弃中国的传统文学,八股文的影响总是难以逃脱的,即使你有再强的免疫力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们读中小学时上语文课都有这样的经验,老师要我们划分段落,写出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指出哪里是伏笔,哪里是照应,等等。学写作文时,老师先要教我们认清题目,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写跑了题,那将是前功尽弃。这些观念是唐代,特别是宋代以来以科举文体推动的文章学的功劳,八股文则是历代科举文体的结穴。就尊题这一点而言,我们自小练习的作文与八股文是极为接近的。现代文章虽然接受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学的一些影响,但归根结底中国自己的成分才是基础,一切外来的因素只有和中国固有的观念发生碰撞才能产生作用。不管你多么鄙视自己的传统,它都将成为你潜意识的一部分,不时地支配着你的思维与行动。

叶圣陶先生在讲解朱自清的《背影》一文时说,“这篇文章把父亲的背影作为主脑。父亲的背影原是作者常常看见的,现在写的却是使作者非常感动的那一个背影,并不是平常看见的。那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见那一个背影,当然非交待明白不可。这篇文章先要叙明父亲和作者同到南京,父亲亲自送作者到火车上,就是为此。”54这不就是八股文所谓的破题和原题吗?叶先生还说:

作文动笔之前,有两件事要注意,一是认定对象,一是辨明用意(或者说“立意”)。……

练习作文往往由别人出题目,这叫做命题作文。命题作文跟为了实际需要而作文有所不同。为了实际需要而作文,对象和用意早就清楚了,譬如写信,写给谁,为什么要写,自己全有数。由别人命题练习作文,对象和用意要看见了题目才能考虑。

看见了题目,先要考虑对象和用意。写给谁看?为什么写给他或他们看?即使并不真给他或他们看,心里可不能不明确地认定。为什么呢?第一,惟有明确地认定了对象,辨明了用意,取材和组织才有依据。第二,这是一种必须养成的习惯,既然练习作文,自然每一回都要这么办,才能养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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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讲了作文的两个要素,立意和对象。立意也就是八股文常讲的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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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文章例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原载1963年2月《语文学习讲座》第四辑,《文章例话》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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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即是确立一篇文章的纲领,现在的论说文依然是如此要求;所谓对象即辨明文章是写给谁看的,反过来也可以说确立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一个人的身份只有放在具体的人群中才能被确认。一个人可以同时兼具多种身份,如老子和儿子两种身份在许多人那里同时存在,写给老子看的文章是一种口气,写给儿子看的文章又是另一种口气。身份错,口气错,则道理都错矣。从这一点看,和八股文的辨明题意,理顺口气是有相通之处的。

其实,八股文的一些技法在现代的文章中照样适用。如清人沈位论八股文技法云:

文要布置 文章最要相生次序,如先虚后实,先略后详,此其常也。亦有先实后虚,先详后略者,则其变也。知此布置则文有起伏、有首尾,轻重、疾徐,各得其所,观者不厌。

文要开阖 一篇中自有开阖,一股中自有开阖,如欲抑先扬,欲扬先抑,正题先反,反题先正也。

文要照应 照应则文字谨严,不至汗漫而不可收拾,然有起缴照应者,有前后照应者,有一股自照应者,在人善用之耳。

文要错综 用股长短相间,用句偶散相生则错综矣。

文要清新 凡作文,须要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意,韩退之所谓惟陈言之务去,正此意也。56

这些理论,虽然是在讲八股技法,但与普通文章学也是相通的,恐怕谁也不会拒绝这样的文章技法吧。

我们再从反面来看八股文对现代文体的影响。五四以来对八股程式化的批判是极为猛烈的,所谓的党八股、土八股、洋八股和抗战八股等称呼的出现,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八股文的影响。即便是反八股的文章,如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一文,虽不无揶揄,却也不能完全摆脱八股的影响。伦理学家何怀宏也认为自己的书略具八股的格式,“拙著《良心论》竟也无意中暗合八股结构:前有引后有跋,中间八章题目严格地两两相对。这种暗合也许说明了,八股实际上是人们著述时有时不知不觉、自然而然会采取的一种首尾绾合,中间主体部分对称的结构,虽然它并不是、也不宜是唯一的结构。”57其实这里是讲一种泛化的八股影响,大多数书籍和文章都会具备,就连笔者的这篇研究八股文的博士论文也是如此:前有绪论,相当于破承起讲,最后是结束语,相当于八股文的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中间八章是主体,相当于八股排偶。说这是八股的影响其实也不算过分。毕竟八股文是中国传统文章学的结穴,要想完全排除它的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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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第一百八十卷“经义部”之“经义部总论”。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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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对八股文化反思最深,批判最为持久的学者就是周作人。他从作文的角度,提倡反尊题,反赋得的文章。在他看来,文章的历史可分为有题目和无题目两个时代。无题目的时代是思想最为自由,最为解放的时代,也最能表现文学的真谛;而有题目的时代,则是赋得的时代,遵命的时代,也即是丧失文学表现能力的时代。韩愈、欧阳修的古文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即进入有题目的时代,赋得的时代,遵命的时代。他在《三样的题目》一文中说到:“我想古人写文章未必先定题目,但下笔之前,题旨总是有的,以这为中心,上下四旁的去引申发挥,还是收到这圈子来,标出题目来,明白了当,这是一例;其杂记成篇,或头绪稍多的,两三个字包括不了,便用篇首的字为题,不管他讲不讲得通。这个方法倒是很好的,可惜现在不能采用。因为通行的习惯,每篇文章必需得有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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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后有题目的文章则是“赋得”的一类,是他终生所反对的。因此他提倡“文

不对题”,意到笔随。如《苦口甘口》一文所言:“题目写作苦口甘口,而本文只有苦口,甘口则单是提示出来,叫列位自己注意谨防,此乃新式作文法之一,为

59鄙人所发明,近几年中只曾经用过两次者也。”此新式作文法就是他反对“赋得”

的利器之一。周作人如此坚持不懈地反对“赋得”的文章,也正说明了这类文章势力之大,断非一时可以消除的。

一般而言,周作人的这些意见恐怕还是对于文学家而言,文学家当然要强调创造性,避免循规蹈矩。而对于后生小子,作文未能上路者,恐怕还要循规蹈矩,先得做“赋得”的文章才是。正如叶圣陶所说:“学校中作文为的是练习写作,练习就不得不故意找一些题目来写,好比算术科为要练习计算,必须作一些应用题目一样。”60做这样“赋得”的文章,八股文的一些技法就难以避免,也不必规避。因为,尽管八股声名狼藉,但它毕竟集中国骈散文之精华,集中国文章学之大成,如果彻底抛弃八股文的写作技法,那我们可能寸步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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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之《本色》,第312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之《本色》,第159页。 60

《文章例话》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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