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２卷第５期 浙江传媒学 院 学报 Ｖ０ｌ＿２２ Ｎｏ．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ｌ５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彼得・海斯勒的 中国形象建构及其叙事话语研究 李 娟 摘 要：以《纽约客》前驻华记者彼得・海斯勒的中国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叙事 学研究方法，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从彼此的“他者”、文化适应与异国乡愁、“传统范”与“现代性” 的相互建构三个层次展开，探讨其建构中国形象的话语方式、文化价值与跨文化意义。海斯勒建构的“中 国形象”不再是某种西方标准之下的参照物，也非宏大叙事中冷冰冰的“国家形象”，而是从现实的中国 土壤中生长出来，融入了海斯勒作为“外来者”的体验与思考，包含了生活复杂性和个体独特性的现代 中国。 关键词：彼得・海斯勒；中国形象；叙事；跨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李娟，女，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Ｈ０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５５２（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４３—０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形象呈现于世界，西方媒体对中国政治、 社会和文化等事务的报道与评判，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塑造，也为我们研究跨 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内容。本文以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彼得・海斯勒在其中国报道中如何 塑造中国形象，在强调民族文化与普世价值并重的当下，探讨如何应对来自西方媒体语境的“叙事”， 使之成为自己的文化养分，从而建立起有着坚硬内核的自我认知，开启与异质文化的平等交流，此为 跨文化传播的意义所在。 一、彼此的“他者＂：相互投射中的中国形象 “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带着远 离城市的心愿与对中国农耕传统的想象，彼得・海斯勒拿着《中国地图》沿着长城搜索，他选择了北 京附近的三岔村作为自己的写作场所，融人当地村民的生活，近距离观察中国人。这里举步便可到达 长城，向西是黄土高原、鄂尔多斯沙漠与河西走廊，“村民们都没有买车，也不用手机。没有餐馆，没 有商店——想找个花钱的地方都没有。”…¨ ”关于中国的想象渗透在这次选择中。 “他者”（Ｏｔｈｅｒ）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指不同于自己的文化，它与“异国形象”结合在一起．涉及 文化人类学、形象学以及后殖民批评等研究领域。在《文化与社会》中，雷蒙・威廉斯提出“从本质 上说，文化也是一整个生活方式”，『２ 不仅表达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 常行为中的特定价值。该定义突出了具体生活和日常行为在跨文化观察中的重要性．强调了社会化的 互动过程对于“他者”形象的塑构，可作为本文立论的基础。文化形象不仅存在于异质群体的集体想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跨文化叙事与彼得・海斯勒的中国形象话语研究”（２０１５Ｎ０８７） ２０１５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跨文化叙事与彼得・海斯勒的中国形象话语研究”（Ｚ１５ＪＣ０６６）的成果。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第２２卷 象中，还在跨文化的实际交往中逐渐生成，是对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关系的自觉意识。 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长久以来，对于“他者”的研究深受形象学和后殖民批评的影响．视之为 一套可以象征化、模式化的程序语言。在这种研究方法看来，西方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中国形象．遵循 二元对立的原则，以西方中心为归旨，目的是确立中国在西方自我认同以及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 “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３ 产生于文学研究的 “形象”被吸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中，个体的生命与行为被化简为社会总体性的想象物，西方人的“中 国形象”或“东方形象”必然与某种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整合有关。此种范式固然便利于学术研究 的条理，成为易于安放的话语阐释体系，却难免会脱离鲜活、流动的跨文化交流实践。 在这种担忧下，彼得・海斯勒的中国叙事不仅可以提供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鲜文本，还可以为 “他者”研究提示一种思路。带着“他者”的视角，海斯勒对中国人不守规矩的驾驶习惯、招车动作 （“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酒桌文化、政治学习、妇女地位、家庭观念、宗教信仰 等等展开了冷静而事无巨细的描绘，这些深入到１３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对于中国人而言早已习以为常， 却突然在这种跨文化的书写中被陌生化，从而开启一种新的自我认知。 在海斯勒的叙事中，“他者”视角的选择是主动而理性的，对“异国风情”的观察与认知散见于文 本各处，在《寻路中国》里，这种自我设定突出地体现在海斯勒对“长城”及其意象的关注。在地图 和当地村民的指引下，海斯勒驾车或徒步寻找被遗弃的长城遗址，当下的实地考察与有关长城历史文 献的评述结合在一起，这些对中国人而言并不新鲜的信息透过一个西方记者的视角被叙述时．在基调 上产生了微妙的改变．这便是“他者”身份与情感的介入。海斯勒重点强调了长城抵御外敌的功能及 其无用性，而长城旁的村庄名更引起了他的兴趣： 我跟他开车回到家里，又喝了一杯茶。他解释说，这个村子的全名是“宁息胡虏”，意即 “平定胡人”。古时候，“胡”是汉人用来指称北方游牧民族的字眼。它并不专门指称某个部落 或某个民族．但却带有贬义——那个词语可以涵盖所有的外来者。 “大体上说，我们这个村子的名字是‘杀死蛮人’，”老陈笑着说，“看这个。”他打开我的 《中国地图》，指着东边一个十五公里开外的村子：威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威震蛮人”。旁 边有一个镇叫做“破胡”：粉碎胡人。别的村庄叫作“威胡”、“镇蛮”、“杀胡”等等。… 这个带有歧视和排外性质的“胡”字显然深深地烙在海斯勒的心里，当他路遇搭车的中国女人问 他来自哪个国家时，“我本想告诉她，我是胡人．但我还是实话实说了。”海斯勒敏感于刷在明代城墙 上的标语，“抓住世行贷款机遇，帮助山区脱贫致富”，以一个自嘲为“胡人”的身份写道，“这些城 墙一度为了抵御蛮夷而建，如今却已在欢迎世行贷款。”然而，“胡”既是海斯勒对自我身份的认知， 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他的定位，“他者”视角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是海斯勒难以脱离的外国人身份，另 一面是与他交往的中国人对彼此异质角色的区分，而后者往往更加牢不可破。 这意味着，对于“中国形象”的建构，不论是海斯勒的“他者”视角的进入，还是中国人乃至中 国文化自我定位于“他者”的共同参与，即“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尤其不同于“美国人”， “我们”是“海斯勒们”的“他者”。这种双重“他者”的彼此投射，尤以《江城》（Ｒｉｖｅｒ Ｔｏｗｎ）里 海斯勒与廖老师的关系演变为突出。二人最初的交往颇带火药昧，这源于对彼此“他者”身份的坚持： 廖老师在给海斯勒的中文辅导课上讲到了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和美国人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这刺激 了海斯勒的“外来人”意识： 我从来算不上是个爱国者，更不是什么石油爱国者，但这下子完全不同了——我是个外国 人．我也逐渐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形成了外国人的敏感性。廖老师又一次为中国的石油自 第５期 李 娟：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彼得・海斯勒的中国形象建构及其叙事话语研究 ４５ 给沾沾自喜时．我提醒她注意中国在１９９５年还是个纯粹的石油进口国。尽管廖老师对我的消 息来源（《新闻周刊》）表示怀疑，但我看得出来，她对我的有备而来和详实数据颇感恼火。 提及国事的时候，中国人要用到人称代词——“我们中国”，“你们美国”。我觉得，这个 修饰语虽然不起眼，但分量足，它使我们之间的政治纷争一下子就分野为两极，美国的任何事 情——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成了我的分内事。＿４ 在后殖民批评和形象学的研究体系里，“东方形象”经常被当作一个被动的客体，任由西方视角来 塑造，与创造主体所在的社会集体想象联系在一起，成为某种价值秩序的映射。然而当我们面对具体 的跨文化交际时，例如海斯勒的文本所展现的，“中国形象”并非只是来自美国的某位文化“他者”所 能规划的，它始终处于流动不居的跨文化互动中。来自中国社会自身的强大文化力量，成为对应于西 方文化的“他者”，具有相当的价值言说，极大地影响了对“中国形象”的话语叙事。 这种双重投射使得“他者”身份并不稳固，在文化与个体、异质性与普遍性共同作用的跨文化交 流中。“中国形象”并非如后殖民批评理论所坚持的那样被铁板钉钉在西方中心的价值体系中。反观海 斯勒与廖老师的关系，在最后一次中文课上，海斯勒因为廖老师怀孕而要求去她家里上课以减轻对方 的爬楼负担，被拒绝了，在廖老师因为中途呕吐而暂停时，海斯勒写道： 一年前．我会认为她将就此停课，但现在我更了解她了——我们今天的课一定会上完。当 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预料到她会有怎样的举动，会说些什么。我还知道．我会永 远怀念这个女人无言的自尊和执著，一开始有些令人懊恼，但在她的坚持之下，变得让人钦 佩，甚至自在。［ ｌ（ 海斯勒与廖老师的关系互动，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个体化与具体性，在彼此的“他者”投射中， 个人形象融入到“中国形象”中，逐渐消释了后者被赋予的区分话语，以最大的真诚认知与尊重“不 同”。 二、文化适应与异国乡愁 返回美国后，海斯勒患上了对于中国的“思乡病”，“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 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４ Ｊ（ 对比这之前的感觉是有趣的，海斯勒曾写到，“作为一个外 国人．要在涪陵这样的地方生活绝非易事。那里的种种压力令人心力交瘁——别人对我无关宏旨的关 注、老是冲着我戏谑性地大喊大叫、我极力挣扎着要弄明白一个外国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 么。”［ ］（ 吣 甚至“在涪陵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我已经无法抵挡我心头的怨恨之情。”［ ¨（ 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文化焦虑与文化适应是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文化焦虑”是指处于新的 主流文化语境中对于自身民族文化和身份的寻找而产生的困惑与茫然；而“文化适应”则强调文化个 体具有调试特殊生存环境的能力，文化适应不是一个简单的累计问题，而是相当复杂的对应和重构的 问题。普罗瑟曾指出，“一切文化传播同时也是人际传播”，［５ 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也只有落实到个体之 间的关系，探讨彼此在语言、非语言、刻板印象、价值取向乃至思维模式的种种差异，才能真实地把 握从文化焦虑到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碰撞与接纳，并引导人们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探讨文化并存运作的 理论与方法，这也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目标。 对于涪陵和中国来说，海斯勒是地域和文化上的陌生人、迁移者，跨文化典型的心理表现便是对本 土文化与个体差异的敏感，或激发主动理解并且接受文化差异的主观意愿，或持审慎、回避甚至孤立 的方式回应文化差异。海斯勒在他的中国叙事中不仅是个观察者，还是融人者，其“中国形象”的建 构并非如普通的外媒报道般取“旁观者”立场，相反，他搁置了外来者身份，介入最普通的中国Ｅｔ常，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第２２卷 流连于小餐馆和小茶楼，阅读中国报纸，和不同的人聊天。海斯勒发现，开放而友善地去面对关于 “老外”的好奇时，他可以更广泛地了解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围观者”对他不流畅的汉语保持着充分 的耐心，愿意以主人的身份解答海斯勒关于中国的问题，甚至招待这个陌生的美国人去自己家中就餐． 这种无界限的近距离交往不仅更新了海斯勒的文化经验，也使得他对于“中国形象”的理解深入而独 特，充满了人际交流的鲜活与具体。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亲为者，海斯勒的中国叙事就成为关于文化焦 虑与文化适应研究的典型文本，而他建构的“中国形象”在其中被丰富地展现。 文化适应在海斯勒的中国叙事中还呈现出双维度和双向适应的特征。约翰・贝利曾建构双维度模 型将文化适应研究跳脱出之前的单维度模式，他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 之相处的新群体的取向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提出从两个维度进行考量：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 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而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６ 这意味着海斯勒的双重 身份特征，正如他写道： 我的公寓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于学习汉语，另一张用来进行写作；一张是霍伟（“何 伟”的四川话发音）的，另一张是彼得・海斯勒的。有时候，这样的关系令我纠结不已—— 在笨拙的霍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人，他密切地关注着每一件事情，并把这一切都记下来。…… 我同时过着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尽管这两者占据着大致相当的领地，却又迥然 相异。 ‘ 这使得海斯勒的“中国三部曲”系列呈现出奇特的“双维度”文本特征：作为中国叙事作品，能 看出鲜明的西方人视角，审视着三峡工程对历史文物的淹没，记录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差异与 对立；但同时，这个“西方人”似乎“中国化”了：因为反复地听中国人谈论周恩来与邓小平。以至 于“我发现自己也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分外强烈的感情”；海斯勒甚至更加明确地认为自己已“汉人化”． 当他来到新疆面对另一种异质文化时，“我怀念起汉人身上的可预见性，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 ……在我们之间近乎陈词滥调的闲谈——我的薪水、美中关系、大山——里面，有一种令我欣慰的东 西。……我对做一个汉人也感到非常满足，即便到了新疆。” Ｈ 。。。 “双维度”的文化适应使得海斯勒所建构的“中国形象”丰富具体。而双向适应的特征更加强了海 斯勒中国叙事的立体性。文化焦虑和文化适应理论往往注重对“迁移者”的跨文化心理研究，比较忽 略本土文化方的社会心理状态，海斯勒的笔触敏锐地捕捉了这一点。在即将离开涪陵的最后一个春节． 海斯勒受到了他常去吃饭的餐馆主人一家的邀请共度新年，在友好而快乐的年夜饭后，那个害怕海斯 勒的黄家小孩子也开始高兴地与海斯勒玩耍起来，此时的景象与两年来和中国人的交往经历使海斯勒 写道： 孩子对我的恐惧，恰好反映了我在涪陵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人们对新奇事物的不确定 感。我对此只字未提。这样的态度自然而然、无能为力、符合人性——完全如同孩子的本能反 应，无需受到任何责备。面对这样的场景，需要的是时间、努力，以及耐心。我现在终于明 白。我所面对的那些ｊ￣，ｆ－ｊ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４』（ 这种对双向适应的跨文化交流经验的把握，深深影响了海斯勒对普通中国人形象的塑造。“中国形 象”不再是冷冰冰的观念，而成为颇有人情味的表达，“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过节，而我又 是他们的朋友。除此之外，其他的统统无关紧要。他们完全是心胸宽广的人……”［４】（北 ’在海斯勒的叙 述中，“中国形象”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她不再仅仅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陌生、焦虑、认知和审视， 还包裹了中国文化中的个体以及集体心理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与适应。而这也是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相 对忽略的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吸纳与适应。这提示我们。理论的范式或模型无法囊括现实的跨文化 第５期 李 娟：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彼得・海斯勒的中国形象建构及其叙事话语研究 ４７ 交流实践．某种互惠性的知识虽可以纠正偏见，但移情和换位思考更加重要。 三、“传统范”与“现代性”的相互建构 一直以来，“现代性”被当作一个高悬的西方标准，用来解释与评判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从器物 的层面这意味着现代化的程度，涉及到日常生活的高效率与文明化，通常与城市化规模、现代交通、 通讯、商贸往来、生态环境等相关；在政治、社会层面，“现代性”往往与西方现代民主政体、科层制 相联系；而在思想、文化上则意味着高度发达的理性、科学精神，以及对启蒙和人性之善的信任。“现 代性”三个层面的内容往往并不清晰，而是混杂在一起，自近代以来，在中国奋力探索与实现现代化 的过程中．既被西方人当作评判中国事务的标准，又被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自我检验的重要依 据。“现代性”的实现成为目标，又成为文化焦虑的内容，突出反映在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关 系认知以及由之而来的“中国形象”的定位问题上。 海斯勒自然没有放过这一重要内容，在其中国叙事中，“现代性”被具体化为一系列客体对象加以 观察和记录：汽车、高速公路、乡村与城市、浙江商人、家庭关系以及老北京的现代改造等等。引起 本文注意的，是海斯勒在关注这一问题时，并没有将“现代性”作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理念来建构“中 国形象”，相反他投入更多的困惑与反思，对中国日常生活的长期浸染使得海斯勒最大限度地搁置了旁 观者冷漠或者高高在上的视角，以同情同理之心体验中国的现代性焦虑。 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给海斯勒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是高速公路网的快速推进，全民汽车保有 量的增加；一方面是城市的千篇一律，问题的重复，普通人日常生活遭受的冲击。通过对魏子琪一家 的描写，我们看到农村“能人”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和根深蒂固的务实精神；在浙江丽水的工厂里． 海斯勒既看到了用励志书籍和语录鼓舞自己的年轻农民工，又看到了浑身名牌的暴发户企业家。驱车 穿梭于中国北方的乡村时，留守儿童与农村的凋败深深刺激了海斯勒，这已成为当下农村的重要问题． 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付出的巨大代价。贫困与消除贫困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农村淳朴人情的丧失 也令海斯勒忧虑，他写道： 在北方的农村，人们很少起疑心，他们邀请我进去喝茶或者吃饭．基本上很常见 对于农 村生活的艰辛，我并未心存幻想，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协会当志愿者的日子里就学会了．不能 把贫穷想得太美。不过，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过程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些许酸 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 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 … 。’ 海斯勒震惊于三峡工程的浩大前景，又为无数珍贵历史文物即将被淹没而感到痛心：而长期居住 于北京胡同的经历让海斯勒反思现代建设理念与“拆”字当头的巨大经济效益：老北京被推倒了四分 之三，为房地产铺平道路，没有拆除的胡同如南锣鼓巷也成为旅游业的牺牲品。“胡同的要义在于精神 而非结构：砖块、木头和瓦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往来互动。……没有理由让这样 的居民首当其冲，经受现代化的侵扰——如果真有所谓的现代化，也应该是把胡同精神发扬光大 ……，’［７ ３ 在海斯勒的叙事话语里，我们听到了现代性与传统范的复调合奏，它们各自作为现实的结构性力 量互相拉扯。海斯勒建构的“中国形象”不再是某种西方标准之下的参照物，即它既非出自西方现代 性视角的“刻奇”（Ｋｉｔｓｃｈ）塑造，也非中国视角下意图向世界去传播的“现代国家形象”．而是从现 实的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包含了生活复杂性和个体独特性的现代中国。海斯勒曾批评国外媒体刊登 的大量中国报道“肤浅”、“干瘪”，往往忽略了“普通人的幽默、活力与生机”，这也是其中国叙事最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第２２卷 引人人胜的所在。从跨文化的意义来说，海斯勒的文本向我们展示了理论范式的不可靠性和跨文化实 践本身的丰富性与流动性，跨文化研究应当回到活生生的传播生活中来，以观察和经验的方法去问询、 理解现实中的人与问题。 而在当下的跨文化传播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对量化研究以及“客观性”的追求使学界相 对忽视经验观察和解释方法的运用，后者更加强调讯息的传播对于个人的主观意义，关注在主观经验 的层次上理解世界的基本性质，从而更重视对交流双方互动框架及其意义生发的揭示。从文本和实践 出发，认识传播研究的交互性，并视之为动态的融合过程，以“对话”的姿态进入跨文化视域，让 “交往”返回其原初的价值碰撞和互动教化的状态，对于理解跨文化传播至关重要。 在此意义上，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形象”，将成为既往研究的重要补充。反观西方话语塑造 的“中国形象”，无论是启蒙运动时期达到高潮的美化中国，还是自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中叶将中国看 作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的代表等等，皆出于西方思想史中主宰已久的二元对立观念，以及对“东方” 的异域想象。哲学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文学想象的思路引导了“中国形象”的建构．而作为关键因素 的“事实”却被加以选择性地择取或忽略。引入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将使我们更加重视传播的实践， 即基于人际交往的事实，在文化即传播的层面上，还原生活的现场性，尽可能剔除理性层面的偏见， 提倡一种“跨文化人格”。这也是爱德华・霍尔在论及文化的认同作用时讲到的“文化适应能力”，能 够在交往中发现各种群体的隐形规则。并具备对他人认同需求的高度敏感性和回应力。［８ 在海斯勒的中 国叙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开放性和理解力．对事实和细节的追求使得其书写具有了超越狭义文化 成见的力量。 “中国形象”并非“中国的形象”，她不是一个“所有格”形象，而是如Ｇ．Ｈ．米德的符号互动论 所揭示的．是在与异质文化的符号及意义交流中生成。又通过互动的个体双方的解释而得到修正的形 象。“中国形象”不是冷冰冰的发展数据，也绝非响亮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中国形象”的塑构中，海 斯勒的叙事打破了“他者”立场和“现代性”权威视角，以介入者的身份，取经验和理解，汇入情感 与体验，为我们记录了中国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各个阶层的普通人群像，在中国发展最令人目眩神 晕的十几年间，日常生活受到冲击，而普通人如何以自身的力量与渴望去营造生活。这不仅是中国人 的“国家形象”，也是海斯勒自己．作为一个西方人共同参与、融入和解释的“中国形象”，而这也是 其跨文化写作的最大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１］【美】彼得・海斯勒．寻路中国［Ｍ］．李雪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１９． ［２］【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Ｍ］．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０３ ［３］【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Ｍ］．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２． ［４］【美】彼得・海斯勒．江城［Ｍ］．李雪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５９． ［５］【美】迈克尔・Ｈ．普罗瑟．文化对话［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５６． ［６］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６． ［７］【美】彼得・海斯勒．奇石［Ｍ］．李雪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４：２６． ［８］【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