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毒瘤,在人性、权力和道德之间窥探回旋,以卖官鬻爵、权钱交易、巧取豪夺的面孔诱触着国家社会的价值底线。无论是煤炭经济催生出的山西塌方式腐败,还是社会财富刺激出的苏荣家族式腐败,都让反腐败斗争面临着严峻复杂的挑战,却也激起了刮骨疗毒的勇气和猛药去疴的决心。
“收受别人的陶瓷瓷瓶,被碰得头破血流;收受别人的陶瓷瓷碗,被砸得遍体鳞伤;收受别人的书画字画,将政治生命化为灰烬;收受别人的钱财和贵重物品,使自己跌入了经济犯罪的万丈深渊。”镜头前的苏荣反思着自己的犯罪过程,这一位副国级官员也在此刻迎来了自己的结局。社会财富的增加刺激着苏荣的欲望无限扩大,权力异化让他丧失了以民为本的主体认同。卖官鬻爵,贪腐敛财,破坏正常干部选拔规则,背弃公信力,苏荣的贪婪破坏了政治生态环境,损害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学者约翰森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腐败提出过一个全面的构想,即腐败与价值规范子系统间的相互渗透有关,例如当亲友关系渗透到公用事业或企业管理中时就容易产生腐败。苏荣的家族式腐败正是将这种贪腐推向了罪恶的高潮,在苏荣案中,共有十多位亲属涉案,在亲情、利益、忠诚的封闭网络中,滚雪球式的贪腐让这种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镜头的另一侧对准了有着红色记忆的英雄土地山西吕梁,而今却也被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沾染玷污,权力和金钱相互缠绕的黑色链条在迅猛发展的经济环境下与失衡的心态下生长蔓延,官位大小与利益多少挂上了钩,掌握实权的人成为被行贿的对象,权力观发生扭曲,执掌的公权被拿来做利益交换,官媒结合,权钱交易,跑官买官卖官,好与坏的标准发生了颠倒变化,污浊的风气和环境成为了主流。
70年代的香港有一个比喻,贪污就像一辆巴士,你可以选择上车,你若想阻止它继续前进,你就要站在巴士前,而你就会被巴士撞倒。贪腐的环境影响着人,而同时被腐化的人又会反作用于环境,形成恶性循环。闫刚平正是在经历了
他人的潜规则后,开始成为了贪污巴士中的一员,被污浊的风气和环境影响,同时也变成了这种风气和环境的一部分。当政治生态整体恶化,发生塌方式腐败便成为必然的结果。
“虽然腐败来自于人性,但文化制度却可以控制腐败的程度及其危害性。”《腐败:人性与文化》从人类学的视角对腐败进行了解读,也为当前的反腐斗争提供了思路,根除普遍性腐败依赖于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发展,而根除腐败的第一步在于强大的机制建设。纵观历史,国家兴亡、朝代更迭无不与吏治休戚相关,“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
十八大之后掀起的反腐败风暴,雷雨齐鸣,重拳频出,一系列腐败案件被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中国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有法必依,打虎拍蝇,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坚定着自己的信念,以巡视创新反腐败手段。
巡视是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有机结合,对发挥人民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摸清党员干部队伍总体情况、提供选好人用对人依据都有着重要作用。国家积极探索了巡视工作,从常规巡视到专项巡视到“回马枪”,从实现对31个省区市巡视全覆盖,到对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巡视全覆盖,再到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全面开展巡视,形成了巡视巡察工作网络格局。
山西塌方式腐败,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南充拉票贿选案,苏荣案都归功于巡视工作发挥的从严治党的利剑作用。实践证明,巡视工作的一系列改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这把出鞘的监督利剑对于精准地刺中贪腐的毒瘤有着不可磨灭的功效,“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凸显了党内监督制度的力量”。从中央第八轮巡视开始,巡视已经从“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升为“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
巡视的常态化、制度化将每个党员纳入到从严治党的范围中,在修正政治生态的道路上,划开一道明光,以出鞘的力量披荆斩棘一往向前,以刺冽的力量警示从政者清正自身,以正气凝聚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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