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网络热点事件的深层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舆情信息中心 王国华 曾润喜
2009年7月4日
近期网络热点事件层出不穷，给网络和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些较为严峻的问题。本文以近期受网民关注较多的热点事件为例，对热点事件所反映出的较为深层次的问题进行剖析。
一、近期网络热点事件的外在表现
1、 网络成为人们发布论点的主要平台。
（1）互联网逐渐成为反映民意的主要渠道。
网络作为新兴的第四媒体有它独特的优势：报道及时、零传播成本、多媒体等等。因特网从1993年对公众开放，到拥有上亿数量的用户只花了几年时间。网络作为新的信息传播的载体，缩短了各个主体、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异，这种交互式传播媒体的出现，使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统的相互关系正面临巨大的变化。
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表示：“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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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调查民意不外乎就是座谈会、到基层做一些调研等，这对民意的表达是比较被动的。例如通过各种征求意见、座谈会，只有组织安排才有机会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了互联网以后，技术的飞跃从根本上拓宽了民意征集的渠道，民意的表达也是从被动走向了主动，网络成为民意表达的一个重要渠道。
（2）互联网逐渐从虚拟到现实，网民从说到做。
从家乐福事件到邓玉娇案再到杭州飚车案，这些“公共事件”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除了现场参与的民众外，还有千万里外各个角落数量更为庞大的群体，在第一时间围观和议论，即中国日益壮大的网络族群。
通过新开发的各种中外网络媒体，骚乱现场的情况通过文字、照片、视频等方式几乎在互联网同步直播，在总人数已突破3亿网民的中国，任何一刻在线关注的人可能都有上百万。他们交换信息，议论事件，形成了最直接和有力的公共舆论。
《瞭望》新闻周刊于2009年6月1日一期警告，一呼百万应的“网络群体事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量群众对政府的看法发生某种根本性的改变”；更值得注意的是，网民互动已经从以往的“说说就罢”，演变为“从说到做”——从虚拟世界的参与投入现实社会的行动中。
（3）互联网舆论监督功能真正变实、变硬、变强。
不久前，网民从权威部门获知：被网民监督到“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被“双开”。周久耕的有关犯罪问题及线索，现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这只是2008年以来一系列网络舆论监督成功案例中的一个。此外还有“封口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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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深圳“猥亵门”事件、公务员“出国考察门”事件……这些事件都因为网络监督而发生了急剧转向，问题解决进入了快速道。
网络舆论监督向人们展示了从未有过的力量。2009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在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表示：网络是表达社情民意的很好平台，它在社会监督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应提倡利用网络这种先进的传播工具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并认为，今后，互联网在舆论监督方面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网络使普通百姓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打破了所谓精英阶层对媒体话语权的垄断。传统媒体上出现的“舆论”，多是知名人士的言论或媒体自身的意见，普通百姓的观点难得一见。而网络公共论坛(BBS)、新闻反馈板块及聊天室的出现，则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一个无限宽广的话语平台，任何一个会打字的人，只要拥有一台连通网络的电脑，就可以顺利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9年1月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继200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之后，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再次实现飞跃，赶上并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正因为互联网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
其次，网络舆论具有良好的交互性、传播速度极快。它将传统媒体与受众的传播关系转变为双向或多向互动的传播关系，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实时相互交流，顺利实现意见的交流和自由碰撞，并最终促成舆论的形成。网络在传播速度上远远超过传统媒体，它是以分秒来计算的，网络在时效性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舆论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不间断变化的过程，而网络却能从始至终地反映这种变化，舆论监督的广度和力度也就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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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公众的意愿和看法可以更真实、充分地表达。传统媒体对民情、民意一般都有个加工、筛选的“把关”程序，有时一些第一手的舆论、呼声得不到传达，而互联网取消了这道“把关工序”。同时，网络的匿名功能使得网民在表达个人意见时不必有所顾忌、有所担忧。这种“无记名投票”式的宽松、自由环境，便于人们畅所欲言、直抒胸臆。
由此可见，对于舆论的形成，网络具有传统媒体无可匹敌的优势，称得上“符合舆论民主的传播形式”。同时，网络舆论作为“原生态”的公众意见，真实反映了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从而使舆论的强大精神力量对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有力监督。
2、网络成为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网络时代真正到来。
（1）网络主体的构成开始出现嬗变。
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网民规模较2007年增长8800万人，年增长率为41.9%。中国网民规模依然保持快速增长之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增长迅速，达到8460万人，较2007年增长60.8%，增速远远超过城镇（35.6%）。此外，截至2008年，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1.176亿人。作为用户自创内容的重要应用，博客自诞生以来，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势头，截至2008年底，中国博客作者已经达到16200万人。
从网民构成结构上看，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网民性别上接近现实人群比例。《中国统计年鉴（2008）》显示：2007年底，中国居民的男女性别比为51.5：48.5。与2007年相比，中国网民性别结构进一步优化，网民性别结构趋近于总人口中的性别结构。二是网民年龄实现了从年轻人作为单一组成部分到低中高龄网民相结合的年龄结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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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0岁及以上网民所占比重略高于2007年。近年来网民中高龄群体比例不断上升，增长率已经超过了网民总体的增长速度，显现了我国网民结构在年龄上不断优化的趋势。三是从学历上看，互联网日益向低学历人口普及。与2007年相比，2008年网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进一步下降，高中、初中学历所占比重继续提升，逐渐与现实人群的学历构成比例靠近。四是从网民的职业构成来看，也呈现出职业多元化的特征，覆盖了绝大多数职业。如学生、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企业公司管理者、职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文职人员以及农民、产业服务业工人以及无业人群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网络行为主体越来越接近现实社会的行为主体，因而网络上所反映的出来的民意，也可以近似地看作是社会民意。
（2）网络议题开始由生活化和娱乐化向政治化合社会化转变。
由于网络技术的“去中心化”、双向互动性、开放性等特征，消解了对信息的控制权。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用户可以任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交流，也可以提出话题，这一切都是不受限制的。因此网络民意的涉及的议题具有空前广泛性。今年两会期间，各大网站推出“有问题问总理”专栏，一时间公众就各种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仅涉及了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如物价、养老保险等，而且还涉及到了一些国家事务，如奥运会、反腐败等，议题明显呈现出多样性。
从之前的“很黄很暴力”的艳照门事件；跑车撞死行人的“70码”事件；“29岁市长事件”、“邓玉娇案”、“为谁说话事件”、“石首事件”……从以上列举的话题中，我们不难看出，网民们关注的话题不再是以单纯的娱乐、八卦为主，而是以关注社会、政治为主。同时，网民们更关注事件背后及其政府处理问题的态度、能力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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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网络热点事件多发的原因
1、网络热点事情多发拥有厚重的生存土壤。
（1）社会矛盾集聚。
A.利益集团冲突
一旦社会出现某一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强力影响乃至操纵政策，其后果一定是严重的。它会严重地破坏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正义性，政策成为精英、有钱人的工具，可使其利益合法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并极有可能出现权贵政治。民众对政府失去基本的信任，政府也就失去合法性，其结果会造成社会严重的对立，社会陷入冲突泥坑。
赵俊臣在《邓玉娇何以成为中华民族英雄？》中指出，我们的社会特别需要象邓玉娇式的英雄。这是因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社会的转折关头：严重不公平，官员贪污腐化堕落成风，弱势群体生活艰难并常常遭受官商勾结欺凌，小老百姓无处无法维护自己权利，郁结于心头的愤慨需要有一个英雄人物来发泄，来崇拜，来敬仰！邓玉娇的出现，她面对强暴不就范、不屈服、英勇反抗的行为，正好满足了所有这些要求。老百姓在感动弱女子邓玉娇英雄事迹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把她当成了当代英雄！
B.干群关系紧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干群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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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农村，这种紧张情况尤为明显。干群关系是否密切、是否处理得当，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权基础的巩固，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狠抓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使一度紧张的干群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但少数地方的农民仍然屡屡上访，甚至引发流血案件.究其原因，主要是乡村干部在执行公务中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使矛盾不断积压、扩大、激化。另外，个别干部不廉洁、损公肥私、办事不公、拉帮结派、优亲厚友等也是诱发群众上访的原因。
（2）社会信任度减弱。
A. 民众对基层政府失去信任
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的一年间，国内还发生了许多群体事件，被媒体披露的、比较有名的就有云南孟连7.19事件，陕西府谷县7.5警民抢尸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等。与瓮安、石首事件一样，这些群体事件发生，都是因偶然因素引起，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基层政府公信力缺失，群众不相信当地政府，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在发泄过程中通过手机短信、网络传播信息、利用民众盲从的群体心理散布谣言，蛊惑更多民众参与，甚至做出对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
闵良臣在《逯军能不能向百姓有个交待》中从多方面对“为谁说话”进行了批判。 作为一个“百姓政府”的官员，逯军却肆无忌惮地将党与老百姓对立起来，公开反对替百姓说话。人们不禁要质疑，在逯军走上领导岗位之后的所思所为，甚至其领导岗位的获得是否是以一直不替百姓说话为前提的，因而之后也更加不赞成乃至反对替百姓说话。在《都说逯军“讲实话”，你说可怕不可怕》中，逯军的言论反映出在现实中国，只要是官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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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在体制内，都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而目前，有无数的网民对政府官员和各级政府失去信任，他们今后更不相信官员乃至政府是替百姓说话的，而这种失信意识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可以称之为公信力，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政府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一个政府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和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特征。没有公信力的政府终将失去生命力，甚至被老百姓推到对立面。现今这个连战争都可以网络直播的年代，对于任何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公关处理，都是对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的考验。在瓮安事件发生后，很多专家就提出，政府公信力是群体事件的“防火墙”，尤其是基层政府更要通过改变作风或者完善制度，下大力气推动政府公信力建设。
总之，对于逾3亿的中国网络民意，任何一次不透明或者不及时的处理，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影响。
B.民众对媒体失去信任
多群体性事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当各大网络论坛对该事件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的展开时，当地的各种媒体却集体失声；媒体造假、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比比皆是；主流媒体却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满足不了最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当媒体失去公信力时，民众便会对媒体失去信任。
非典事件早就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在当今的中国，对于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堵不如疏，只有让人民了解真相，才不会有口耳相传的谣言产生。毕竟当地政府是事故处理的第一人，对于事故的信息也拥有最新的进展情况和最权威的发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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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媒体渠道不畅。
传统的三大媒体中，报纸新闻是以文字传播为主，受版面限制，对客观的新闻实践需要做抽象地概括，因而缺乏个性化；报纸新闻的更新速度只能以“天”为单位，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报纸的新闻时效性和新闻含量远落后于网络；受出版时间的限制，发行量受数量和地域的限制；印刷的报纸存储繁琐，检索查询更是劳心费力。
广播新闻主要以声音传播为主，不易记忆和保存，广播是线性的传播方式，听众只能按照电台的播出顺序收听，而且不能反复；电台发射的电波频率受天气、接收方位和其它电台相近频率的电波等条件的干扰，影响受众的收听效果。
电视虽具备了声画结合的特点，但其表现形式仍不够丰富，电视新闻受节目时间的严格限制，只能在规定的节目时间内传播相应内容的信息。
另外，这三大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都是单向传播的，即新闻机构向受众传播，没有受众的信息反馈这一环节，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信息，公开发表意见受到技术和管理的限制，意见表达渠道不畅，信息交流途径受阻。
2、政府缺乏网络热点事件处理的能力。
（1）观念和思维不能适应网络时代。
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传统思维不能适应网络时代。政府习惯于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控制社会舆论，或者可以压制社会舆论，但已经是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时代。
在现代网络化、信息化条件下，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上有中央以人为本、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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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观的压力，下有人民群众公平公正公信的迫切需求，各级政府官员究竟应该如何为官、如何从政、如何为民？新京报指出，29岁市长应坦诚回应舆论质疑，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和公民监督意识的增强，官员若一味地回避，恐怕只会加重公众疑问，相反，坦然面对，用公关技巧去积极沟通、说服，才是化解危机的明智之选。
另一方面是劳领导者、政府官员自身的素质。在网络时代信息超载成为一种普遍现实的条件下，信息素养正在引起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正在成为构建学习型电子政府进程中考察政府人素质的新视点。随着我国政务的信息化，领导者的决策，已经不仅仅是信息量的问题，更是如何快速有效地选择和应用信息的问题。提高信息素质已成为提高执政能力的时代要求。
（2）基层政府缺乏处理网络舆论的愿望与能力。
资深媒体人长平在“中国最年轻市长”案例中认为当市长首先要获得民众同意，必然会受到媒体的重点关注。尤其是年纪轻轻，破格当选，要么有骄人的政绩，要么有出色的说服民意的能力，总之不可能“大隐隐于朝”。不少人愿意当官，却又不愿接受媒体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陆侠在《由石首案看政府如何应对群体事件》中指出，石首事件的起因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家属和公众。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探寻真相。石首事件再次提醒有关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如何妥善应对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多渠道、互动性的新局面。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这对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和主流新闻媒体仅仅发布信息还不够，还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迅速回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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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疑问。
网络时代与以往大不一样。网络传播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以往不能想象的。如果没有公众的广泛参与，没有网络舆论的压力，也许很多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应该正确面对舆论监督，学习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变化，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对公众意见置之不理或躲躲闪闪，只会引起更多的非议和猜疑，让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学会充分运用网络媒体的作用，促进政府行政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应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对策
1、政府要适应网络时代对执政能力带来的挑战。
个别领导干部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听不得半点“不同”的声音。对“互联网政治”却抱着抵触态度，一是惧怕，二是打压，三是不理。所谓惧怕，就是害怕百姓在互联网上反映问题、提意见，惧怕自己或小团体的东西被拿到互联网上曝光。所谓打压，就是在惧怕心里驱使下，利用手中权力打压互联网上的民意，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阻止本单位、本地区群众上网，使尽各种威胁手段，阻止网民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甚至清查、报复、打击发言的网民等。所谓不理，就是自己没有使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调研、听取意见的意识，而对互联网上的建议一概不闻不问。
身为领导干部，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提高执政水平，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应该是，不要惧怕而要敢于正视互联网，积极参与互联网上的各种讨论，虚心听取和收集互联网上的民意，为决策提供依据。一个有政治头脑、现代科技意识、有民主作风和科学决策精神的领导干部，不仅要经常下基层调研，而且要经常到互联网上去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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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首事件尽管教训惨痛，其中道理却并不深奥。事实上，只要一开始就坚持信息公开，依法公正处理这一桩案件，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和当事人无亲无故的“不明真相群众”和旁观者主动卷入事件。归根结底，政府部门没有理由责怪群众“不明真相”，而是要反思群众为何会总是感到“真相不明”，从而思考如何更好引导舆论、安抚民众情绪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政府做什么，有群众盯着，有网民看着，靠堵、靠采取强硬措施，都将在无数双眼睛的关注下自动失效。这也提醒政府，必须尽快提高政府部门的舆论沟通技巧和危机处理水平，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
善于运用网络技术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更应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政府官员要提高网络时代的执政能力，就重视和知悉网络舆论，要有敏锐的研判力和预见性，一旦发生网络热点事件，要正确快速地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为引导舆论提供基础，掌握主动。
2、政府要加强对干部的网络教育培训工作。
政府加强对干部的网络教育培训工作是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网络时代要求干部学会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来促进自己的学习手段、学习模式和学习方法等的变革。在知识更新如此迅速的今天，干部要学会如何利用信息来改进自己的思想行为等。对于政府和干部而言，提高自身的专业化素养是非常必要的。
在构建和谐信息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中，加强干部网络教育培训工作的方法有：掌握信息科学技术的基本操作技能；能够对未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有自己的构想；在学习自身专业的同时，善于运用各种信息技术常用硬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网络上专业学习资源的搜集方法，知晓计算机和网络以外的其它信息技术知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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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要做好平时的维稳工作。
要做好基本功和平时工作，平时善于发现问题、化解矛盾、解决问题，防止矛盾和问题的积聚、激化。各级政府应该把群众工作贯穿于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着力提高群众工作水平。要切实转变执法理念，改进执法方式，做到公正、文明、规范执法，使执法活动尽可能予民方便，执法作风亲民爱民，执法结果让群众满意；以群众是否满意为标准，认真解决好群众的涉法诉求，做好特殊状态下的群众工作。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工作，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各级政府应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针对不同性质的矛盾纠纷，切实采取行之有效的化解措施。要做好思想工作，通过健全制度管理好干部，从关注社会民生的角度，正确使用调解手段，从而避免矛盾激化，实现有效化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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