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说儒墨

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刘士林

把孔子与墨子放在一起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两家都是先秦时代的显学，如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其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渊源。对此《淮南子》的说法是“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韩非子的说法则是孔、墨“俱道尧舜”。再次，则是他们最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对此《淮南子》的叙述是“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而韩非子的评论则更客观一些，他说孔、墨“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要了解这其中的原因，关键在于把“周道”与“夏政”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搞清楚。简单说来，“夏政”是《庄子·天下》中讲的“禹之道”，它是氏族首领与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公有制的象征。而“周道”则是一种讲求“爱有等差”、“亲亲尊尊”的私有制初级阶段的象征。前者在中国古代也被叫做“大同之世”，后者则是所谓的“小康之世”。

当然，即使墨子乃夏王族后裔之说成立，也不能说它就是墨子推崇“夏政”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孔子热切地鼓吹恢复周朝礼乐制度一样，墨子扛起“夏政”的大纛也同样是冷静思索与理性判断的结果。这是因为，生逢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如何找到它真实的原因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探索解决现实危机的出路，既是包括孔子、墨子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的最关心的时代课题，同时也是激发他们产生各不相同的思想智慧，甚至是相互之间发生激烈思想冲突的根源。对同习儒者之业的孔、墨的分道扬镳，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在孔子看来，春秋时代之所以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的“礼崩乐坏”局面，完全是因为

集中体现在周礼中的那一套君臣父子关系被破坏了。而这个文明框架的被破坏，则又直接根源于个体，特别是诸侯与贵族阶层的心术不正与私欲的恶性膨胀。或者反过来说，假如不是个人的本能冲破了礼的规范，假如每个人都安于他的本分，那就根本不可能出现“礼崩乐坏”的可怕局面。一切现实问题的总根源都是由于私欲的恶性膨胀，这就是孔子赞美周朝“郁郁乎文哉”、提倡“克己复礼”，以及要不惜一切代价重建周礼的权威性的根源。而墨子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他以为春秋时代的社会动荡与人心的不古，不仅不是造成现实世界“礼崩乐坏”的原因，相反，它本身恰是由于周王朝在政治上重礼隆乐、并为此恶性地损耗了社会物质基础的直接后果。墨子的论证可以表述为：首先，周礼的等差制度破坏了“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原始公有制，而一部分人变成寄生阶层则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其次，在维护这一套礼乐制度的运行中又耗费掉原本就相对不足的物质财富，它们使本就比较紧张的物质生活资料变得更加不足；再次，在周礼中确定的新型人际关系还直接败坏了朴素而高尚的氏族风纪，使人心日渐沉溺于不可自拔的自私自利的泥潭。如周礼中最看重的“父父子子”就直接破坏了氏族时代的人人平等原则，它是人变得极端自私，只爱其身而不兼爱他人的罪魁祸首。此外，还有周礼的三年之丧又直接影响到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使一个社会的劳动力资源陷入匮乏之中，等等。总之，在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与精神生产三方面出现的问题，在墨子看来都是由于周王朝的礼乐制度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一套礼乐制度，像夏代那样一方面人人参加劳动以增加生活资料的总量，另一方面平均分配劳动成果而杜绝一切贫富差异的发生，那难道不是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吗？这就是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的根本原因。

这两位先哲的论题与论争，用孟子《告子下》中的一句话，即“礼与食孰重”？用今天的话说则是：政治文明重要，还是物质文明重要？而两位先哲争论的焦点则是，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应当采用何种政治理念来行政？这其中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与西方文明的核心在于发展生产力不同，中国的农业文明尽管发生很早，它的生产技术在古代世界中也一直遥遥领先，但由于它的自然地理条件不是太好，所以不是如何从吝啬的大自然中

夺取更多的食物，相反，怎样才能使有限的生活资料获得更合理的分配，或者说，在中国文明中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分配制度，这才是孔、墨两家的根本分歧所在。

在这里，孔子与墨子提出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政治思路，而这个问题本身又是一个在逻辑上不会有结果的两难论题。正如现代哲人张申府所说：

人类所最需、也就是中国人所最需的，就是相喻，相信，相谅，相与为善，就大同，弃小异，取彼此之长，而舍彼此之短。

但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说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不这样子，又几时才大家都有饭吃。

具体说来，在“没有饭吃”或不能“大家都有饭吃”就要出事这一点上，孔子与墨子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用什么方法来实现“人人有饭吃”的理想。墨子对此开出的药方是，一方面要集体劳动以便尽可能地增加生活消费品的总量，另一方面还要平均分配以避免“几家欢笑几家愁”的两极分化。而孔子则更看重“不这样子，又几时才大家都有饭吃”。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首要的问题不是外在的物质财富增加多少，只有首先使人成为与禽兽相区别的、有礼义的人，才能在根本上一劳永逸地取消分配中的“争”和“乱”。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合理性，因而，一种理想的政治理念与思路，就应该同时关注到这两方面的存在与需要。但遗憾的是，由于孔、墨命运很不相同，一个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而一个则很快成为绝学，所以后者的合理性价值也就往往被深埋起来。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述墨子的一个原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