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论

1. 世界民族宗教问题政治化倾向更为显著。尽管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在当前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家主权、领土等问题联系日益紧密,其政治化倾向更为显著,尤其是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难以化解。

(1) 以谋求独立为主要目标的民族分离运动兴起。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出现的国家裂变和发生在其他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等大量事实说明,谋求政治上的独立和分离已成为民族分离运动的常态和目的。如在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地区的分离战争;阿塞拜疆境内纳卡州亚美尼亚族人企图脱离阿塞拜疆,进而同民族母国亚美尼亚合并而导致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战争;土耳其境内建立库尔德斯坦独立国家的运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问题;南亚次大陆锡克人的分离运动等都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上政治倾向最为突出的民族问题。

(2) 通过各种手段谋求政治地位甚至取得政权已越来越成为世界上一些民族主义势力的目标。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导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明确提出“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的口号并坚决付诸实践。他们力图保持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神圣不可超越性,改变现有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方向,以最终建立一个教权至上的政教合一政体。而各种泛民族主义势力则打着民族、宗教同一的旗帜力图复兴传统的势力范围,建立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抢占有利位置。

2. 西方插手他国民族宗教问题明显增多。一是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利益及推行霸权主义主张,越来越多地插手他国民族宗教问题,加剧了原有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程度。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都在致力于建立一个由西方主宰的国际秩序,从中获取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尤其是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不断积极地扮演着“世界领导者”和“世界警察”的角色,加速构建“一超独霸”的世界格局,任何妨碍美国利益的国家或组织都会受到遏制或打击。在南联盟科索沃和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以及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这一目标表现得尤为突出。二是一些国家的民族分裂势力积极谋求与国外分裂势力的联合和西方国家的支持。由于国际社会存在着西方干预行为,当今世界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谋求民族独立的目标,与西方国家分化、瓦解战略对手的目标是可以相互合拍的。为此他们不断制造事端,扩大事态,与境外的分裂势力加紧勾结,为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插手本国事务提供口实,使国内民族矛盾国际化,谋求国际的支持和干预,以达到自己的分裂目的。

3. 民族宗教矛盾和冲突的暴力化倾向日益严重。当今世界,一些民族宗教势力在谋求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或要求民族自决乃至独立的过程中,由于运用政治手段难以奏效,这些民族宗教势力中的极端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借助了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或者组织武装力量公开抗衡,或者通过各种暴力恐怖活动进行干扰和破坏,借以达到民族分离或自治的目的,或增加政治谈判的筹码。暴力恐怖活动日益成为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势力用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也被其视为是促使本国民族宗教问题国际化的“有效途径”。战后世界爆发的武装冲突每年约24 至30 起,其中一半以上是由民族宗教矛盾引发和扩大的。

二、当今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产生和持续不断的主要原因

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之所以在当前不断走向尖锐化,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民族宗教问题的爆发是历史上民族宗教矛盾长期积聚的结果。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族宗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张的遗产。19 世纪末西方列强在瓜分世界的浪潮中,他们完全不顾当地的民族、宗教以及历史发展的事实,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人为划分势力范围,改变了原有民族宗教分布状态,使得民族宗教情况变得异常复杂。这些殖民宗主国对边界人为划分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长期存在着民族的矛盾和不融合,缺乏需要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发展中才能得以自然滋长的统一的民族或国家认同,这使得在后殖民地国家中宗教与民族的力量影响更为深刻,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2. 冷战格局瓦解释放了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被抑制的民族宗教矛盾。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两大集团的对峙,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居于主导地位,民族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为冷战格局所掩盖,国内矛盾服从于国际矛盾。在这一国际制衡机制的约束下,民族积怨、种族仇恨和地区霸权主义退居次要地位。冷战结束后,为两极格局抑制的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领土争端重新显现,尤其是前苏联的解体为民族分离运动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各加盟共和国相继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并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给那些一直处于松散的民族聚居、地方分权势力相对较强的一些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以极大的鼓舞。在许多民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或存在严重民族问题的国家中,一些民族中的极端势力乘机打出“争取民族自决权”、“反对民族压迫”等口号,利用同一民族的共同心理认同感,开始谋求民族独立或自治,并同国外民族势力相呼应,开展民族独立的政治实践,继而转化为武装和暴力冲突。冷战结束使力图填补前苏联瓦解后部分地区权力真空的地区霸权主义也重新抬头,一些地区性大国开始追逐地区霸权,挑起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

3. 一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失误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政治方面,一些多民族国家由于在历史上就存在深重的民族压迫和严重的大民族主义问题,而在现实中并没有有效的消除和克服,甚至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史上的民族政策,从而加深了民族矛盾和隔阂。同时,有些国家在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民族主义倾向时又矫枉过正,用一种民族主义倾向掩盖了另一种民族主义倾向。还有的国家根本不承认境内某一少数民族的存在。经济方面,一些国家采取不平衡或不合理的政策,引发一些民族的不满情绪。文化方面,采取歧视或压制政策,人为制造矛盾。

4. 经济发展不平衡与贫困状况的日益恶化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存在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且在多民族国家中这种地区经济的不平衡性又往往同各个民族的发展水平差距系在一起。这种经济水平的差异若长期得不到解决,往往会引起民族间的隔阂,增加民族间的离心倾向,甚至导致国家的解体。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相对落后,受到发达地区的歧视和剥削,希望改变现状,谋求更快的发展。如意大利的南北矛盾问题,比利时的佛莱芒人同瓦隆人的经济关系问题等。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的独立要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谋求独立建国、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也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贫困、落后与封闭不仅是孕育专制独裁的肥沃土壤,而且是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一些民族主义者就是利用贫困问题来煽动同一民族的仇外心理,酿成民族间的冲突。从长远看,只要贫困现象不根治,要彻底铲除民族主义温床就十分困难。

5. 西方霸权主义推行所谓的“民主化”浪潮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宗教矛盾产生的外部因素。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加紧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并利用一些国家暂时的政治经济困难,拉拢国内某些另一派,也是造成一些国家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根源。如席卷非洲的“多党制”和“民主”风正是部族冲突再起的催化剂。为了推行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美、法、日等国纷纷将经济援助与“民主”挂钩,美国甚至专门设立了“非洲民主基金”,拨款资助非洲国家的反对党,使之能参加“自由选举”。非洲一些对“多党制”有清醒认识的国家在这种巨大压力和冲击下纷纷败阵。西方国家一贯鼓吹的“多党制”是社会民主化的一大标志和优点,但是

对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动荡不安、国内部族林立、专制统治尚存的国家来说,实行“多党制”无疑是国家陷入另一场灾难的开始。非洲的所有国家都是多部族的国家,部族利益往往高于阶级和国家利益,许多政党都是不讲原则和纲领,只讲部族属性的“部族党”,各政党几乎都有自己的正规或非正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常的政党竞争往往无法顺利进行,即使得以进行,其结果也不是纲领和功绩的较量,而是部族力量对比的反映。一些政党上台后所考虑的并不是团结国内所有民族共同建国,而是各自依靠一批部族势力争权夺利。像这样的国家,通常都是政变频仍,政局不稳,有的甚至爆发长期内战。

6. 全球化进程加剧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宗教民族主义情绪。20 世纪末,国际社会日益加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给人类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中,传统的国际关系、国家主权以及以国界标示的人群活动规则都受到了严峻挑战,尤其是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极大威胁。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经济、技术和综合国力的优势,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从意识形态到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全面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体化是一种压力,是对传统民族特性的冲击。面对西方经济霸权、强权政治和强势文化的刺激,民族国家出于维护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本能地以民族主义来抵抗。特别是中、小国家由于受自身实力所限,不能借助某种国际机制来抗拒这种压力,民族主义便成为唯一的有力武器,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情绪的兴起,就表现出某种反“西方”的特征。

三、民族宗教问题对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

民族宗教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现实难题,它对全球的稳定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是影响整个和平与发展国际环境的危险因素。民族宗教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严重破坏了国际战略格局的稳定,加剧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局势动荡和紧张;民族宗教问题的普遍激化,严重阻碍了有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地区合作也形成挑战;民族宗教问题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借口。因此,民族问题已成为影响当今和未来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

首先,民族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严重破坏了国际战略格局的稳定,加剧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局势动荡和紧张。冷战结束以来,处于转轨中的国际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民族冲突、种族纠纷明显加剧。一些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分离改变了原有的国家版图,一些现存的民族分离运动对有关国家的领土完整构成重大挑战。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席卷下,世界上很多地区都为种族纠纷、民族冲突、宗教矛盾所困扰。巴尔干半岛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中东地区的领土纷争和库尔德问题,非洲和南亚的种族冲突与骚乱,西方一些国家的种族主义问题和地方分离主义问题等,使许多国家的现行政权面临严峻的挑战,加剧了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同时,民族矛盾的跨国性质以及与领土争端的相互交错,也使得民族问题在恶化国家关系方面的作用有增无减。如克什米尔印控区穆斯林脱离运动日益高涨,冲突日益激烈,导致印巴关系不断恶化,双方竞相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严重威胁着本地区的安全。其次,民族问题的普遍激化,严重阻碍了有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地区合作也形成挑战。再次,民族问题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借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别国的民族危机,插手他国内政,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从而引起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形势的紧张和动荡。

【内容提要】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治、经济方面，而在于文化方面，

在于信仰的不同。

在印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印度独立之前，双方就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暴力冲突。印巴分治期间，双方冲突的规模更是空前绝后，致使5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沦为难民，财产损失无数。印度独立后的前15至20年间，双方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小的冲突仍时有发生，但大的冲突很少。7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双方的矛盾有所加剧，发生了多次令人不安的冲突。1992年的庙寺之争尤为令人震惊，3000多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巨大。2002年上半年，冲突又有所升级，致使近1000人死亡，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也因此一度濒临倒台。就目前情况看，这类冲突暂时还难以避免，还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

就这类冲突的影响而言，其一，印度本身受到的影响最大，它不仅会使印度政局动荡和社会不稳，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拖经济发展的后腿，甚至会影响到印度的领土统一。一句话，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教派冲突是印度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可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1]。其二，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等周边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有不良影响。发生在印度的冲突往往会波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两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的穆斯林“兄弟”和伊斯兰教组织往往会做出相应反应，如向当地属于少数的印度教徒进行挑衅、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向印度发出抗议等，他们甚至会迫使本国政府采取影响国家间长期利益的措施。同时，这类冲突还会影响印度和整个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关系，1992年的印穆冲突就曾使伊朗、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阿富汗等国家做出过比较强硬的反应。其三，影响南亚次大陆的稳定和发展。过去的事实证明，这类冲突多次影响到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行动计划，致使联盟中的两个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不能正常实施联盟的行动规划，导致规划名存实亡甚至完全失败，影响整个南亚地区的发展步伐。其四，这类冲突也可能影响到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南亚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果这一区域发生大规模的不幸事件甚至军事冲突，很难想象不对亚洲和整个世界产生影响。

在分析这类冲突的原因时，多数专家学者强调政治因素。他们认为，印度政党参与教派争端是印度印穆冲突最为主要的原因，认为各政党利用了人民的宗教情感，认为是在政党的“诱使”下才发生了宗教暴力冲突。无疑，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成分。但是，这只是印度印穆宗教冲突的一个因素，而且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笔者认为，印度印穆冲突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历史文化方面，不在当今的政治局势。试分析如下：

第一，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的历史因素。

就历史进程看，印度社会一直存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自公元前6世纪起，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就共存于印度这块土地上，它们之间也有冲突，但冲突方式不是武力征服或政治强迫。它们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教义方面，冲突方式主要采取辩论的形式。辩论失败者往往皈依胜利者，成为胜利者的信徒，改宗胜利者的信仰，维护胜利者的荣誉。不过，公元11世纪，特别是13世纪初德里苏丹国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印度次大陆上的伊斯兰教民族在印度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他们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宝剑，让被征服者（印度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等）在自己所信仰的印度本土宗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进行选择，并对不选择伊斯兰教者进行暴力惩罚、政治歧视和经济剥削。印度的宗教冲突从此多了一种形式，即暴力冲突的形式。这类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和外来的伊斯兰教之间，原有的耆那教、佛教以及印度教之间的冲突仍然沿袭旧有的口舌之争的传统形式，很少发生暴力事件。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征服就有反征服，印度的印穆暴力冲突的源头正在于此。

第二，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信仰之争。

毫无疑问，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印度的本土宗教，它在伊斯兰教进入印度前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已经渗透到了印度社会和印度本土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印度教不仅是印度本土居民的宗教信仰，也是他们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对印度人来说，伊斯兰教是和印度教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宗教。在教义方面，伊斯兰教信仰惟一神真主安拉，奉《古兰经》为圣典；反对各种偶像崇拜，认为任何形象都会损毁真主安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形才能保持真主的绝对性、至高性和至纯性。印度教是以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的多神教，教派众多，以“吠陀”、“奥义书”、“两大史诗”、“往世书”等为经典；认为只有那些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具体形象的神才能与人建立起真正的情感；其信徒不仅信仰多神，而且大行偶像崇拜之道，不仅崇拜具体化的人形的神，连动物、植物和大神的阳物也是膜拜的对象。在伦理道德方面，伊斯兰教讲究人人平等，提倡“穆斯林皆兄弟”的兄弟情谊。印度教拥有同样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种姓制度，讲究等级差别。在外在行为方面，伊斯兰教有一定的进攻性，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宝剑和《古兰经》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印度教基本上是一个封闭性的宗教，讲究平和稳定，讲究业报轮回，讲究非暴力，讲究出世。在生活习俗方面，宰牲献祭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之一，宰牲节是其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所宰杀的畜牲有牛、羊和骆驼等；穆斯林不排斥猪肉以外的绝大多数肉食，牛肉是他们最欢迎的日常食物之一。相反，多数印度教徒崇尚素食，他们对牛特别优待，认为牛是圣物，是神灵，只可崇拜，不可宰杀，更不能食其肉。在这样大的信仰差别面前，绝大多数印度教徒不可能毫无缘由地改宗伊斯兰教，如果没有武力强迫或统治者的政策性措施，伊斯兰教在印度是不可能站稳脚跟的。因此，两种宗教展开了长期的信仰之争，具体表现在对信徒的争夺方面。为保持自己的优势，印度教自身进行了改革，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严格的种姓制度，简化了繁琐的祭祀仪式，淡化了僵死的宗教教条，使部分低种姓教徒有了膜拜神灵的权利和机会，从某种角度巩固了信仰阵地。伊斯兰教是外来者，为了在印度次大陆这块土地上占有一席之地，它采取统治上层和民间下层双管齐下的方法来争取信众。在上层，伊斯兰教统治者多方出击，一方面诉诸于武力，如焚烧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寺庙，杀害拒不改宗者，使一部分人在宝剑的威逼下改宗伊斯兰教；另一方面，他们还采用行政、经济等手段，如向非伊斯兰教徒收取人头税、香客税和高额的商业税等，使一部分印度教徒迫于生计皈依了伊斯兰教。在民间，伊斯兰教苏非运动在上层伊斯兰教统治者的默许下展现出勃勃生机，其人人皆兄弟的平等观念和谦和的劝化形式吸引了不少普通民众，使他们真正皈依了伊斯兰教。由此，自印度中世纪[2]始，伊斯兰教利用武力和统治优势在印度次大陆上扩大了自己在信仰领域的地盘。

可以说，信仰的巨大差异一直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不可调和关系的主旋律，是印度印穆暴力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发生在印度的印穆宗教冲突往往会波及到伊斯兰教国家的原因。

第三，两个民族观的影响。

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鉴于各自承袭的总世系[3]和上述的信仰差别，说他们是一个民族是很牵强的，两个民族观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1867年，阿赫默德•汗•赛义德首先提出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民族”的观点，认为这两个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同，属于少数派的伊斯兰教徒不应该生活在属于多数的印度教徒的阴影之下。著名诗人和哲学家伊克巴尔于1930年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一个属于印度穆斯林自己的国家的主张，认为这是解决两个民族之争的惟一可行的方法。1940年，有巴基斯坦国父之誉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撰文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指导巴基斯坦运动的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理论，并领导了巴基斯坦建国的各类运动。结果，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在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驱使下，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于1947年正式分离，分别归属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包括今天的孟加拉国）。自然，有许多穆斯林没能迁徙到巴基斯坦而留在印度，也有少数印度教徒没能迁到印度而留在巴基斯坦。但宗教信仰和族群感

情是定了型的，是很难完全改变的。

就今天的情况看，留在印度的穆斯林不会因为自己留在印度就认为自己与印度教徒属于同一个民族，他们认为自己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同属一个体系、一个民族。印度的印度教徒认为，是穆斯林分裂了本该属于印度教徒的印度，在印巴之争和宗教之争中，印度穆斯林对印度是不忠的，是印度的背叛者。另外，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的不友好关系，印穆之间发生的冲突自然有两个民族之争的因素。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发生在印度的印穆宗教冲突往往会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引起强烈反响的道理。

第四，英国分而治之的策略和引入西方选举制度的影响。

从1757年印度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发生第一次大战即普拉西战争算起，英国在印度统治了近300年。在这300年中，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英国殖民者不断地改变和寻找适合印度国情的殖民策略，最后，它发现了“分而治之”策略的妙处。这一策略被英印殖民者非常成功地运用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群体中。在统治中，英印殖民政府刻意渲染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之间的差别，鼓励他们在各个方面相互竞争甚至斗争，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结果，1857年在印度反对英国的民族大起义中曾一度并肩战斗的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越来越不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致最后发展到了刀剑相加的地步。应该说，反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共同任务，双方也曾为此并肩战斗过、奋斗过、流血过。但出于宗教集团利益、族群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双方高层没有能够从大局着想，而是“听从”了英国殖民者的安排，接受了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对立集团、利益互不相容的观点。从这一点看，不能不承认殖民者的聪明和被统治者的糊涂。

不仅如此，英国还把自己的民主选举制度照搬到印度来，使原本就有宗教差别、教派差别和种姓差别的印度人为了选票更加强调自己的“个性”、族群性和集团性，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愈加对立，使他们之间的冲突更加规模化和有组织化，同时也更难以驾驭，问题更难以解决。应该承认，英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是有其先进性和优越性的，但处于20世纪上半叶的印度社会发展水平是不是能够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英国的选举制度呢？显然，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以想见，如果印度没有全盘接受这一选举制度，印度穆斯林政党和组织就不会在选举区、名额分配等问题上与印度教徒政党和组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整个印度民族利益的国大党）等针锋相对，双方就不会过分屈从于教派主义和族群主义，就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一句话，如果没有全盘接受英国的选举制度，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很可能要改写。

以上四点是印穆冲突的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因素。

第五，宗教民族主义的影响。

由于上述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20世纪上半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和印度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南亚伊斯兰教民族主义[4]。而宗教民族主义是社会/国家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的副产品之一，也是现代社会最难对付的顽症之一。放眼世界，中东问题、波黑问题、科索沃问题、车臣问题、阿富汗问题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都与宗教民族主义有关。

现代意义上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发端于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上半叶，复兴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主要理论是：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印度次大陆就是印度教徒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都应该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的信仰、宗教以及生活习俗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之久，是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与外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印度教国家的人民应该忠于印度，应该把印度当作母亲和印度教大神，

要对她虔诚，为她服务，甚至为她牺牲一切。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有V.D.萨瓦尔卡尔（1883～1966）、M.S.戈尔瓦卡尔（1906～1973）和P.D.乌帕迪雅耶（1916～1968）。80年代以后，由于印度政局的发展变化和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具有了新的内容。大多数学者认为新的内容主要是消极的，是有损印度国家形象和社会发展的。笔者持不同意见。总体看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流是好的，对发展印度和提高印度的综合国力是有益的。近年来，特别是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国家主义逐渐合流，双方逐渐融合，目前基本上合二为一了。这是好的征兆。不可否认，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偏激行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会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就是明证，也是上述学者的主要论据，同时也是本文论述的印度印穆宗教冲突的历史文化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偏激行为不是自发的，是有其诱导原因的。可以肯定地说，

亚伊斯兰教民族主义的盛行是促成这一偏激行为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南亚伊斯兰教民族主义的某些过激表现，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冲突将会大大减少，印度次大陆的社会、宗教状况将会大大改善。

在印度发生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不可能仅仅局限在印度本土，实际上往往延伸到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特别是巴基斯坦。就目前印度的印穆宗教冲突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独立前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宗教冲突的延续，其本质仍然是两个民族之争和两种信仰之争。现在，印度教徒占印度总人口的83%，在国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穆斯林只占印度总人口的不到12%，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不过，他们得到全世界穆斯林的支持，特别是印度周边国家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穆斯林甚至这两个国家政府某种程度上的支持。所以，虽然印度的穆斯林人数少，但他们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并不总是处于劣势。事实上，在印度出现教派冲突后，居住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徒往往会受到当地穆斯林的报复。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因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目前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冲突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政治方面，并不是政党参与、“诱使”的结果，而是历史文化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当然，政党参与教派活动、利用宗教冲突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是事实，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

对巴以冲突的看法

近些年，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已俨然上升为全球和平问题的中心之一。在此，我想谈谈自己对巴以问题的一些看法。

长期以来,巴以关系以冲突为主,矛盾、冲突、战争构成了巴以关系的主旋律。影响巴以冲突的因素错综复杂,而主要因素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因民族性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以及他们对民族家园的追求和保护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沿岸，古称迦南，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和约旦。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声称自己是巴勒斯坦的真正主人，矛盾由此产生。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联合国通过第１

８１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在２．７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耶路撒冷

国际化。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由于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方面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国却未能诞生。就在以建国的次日凌晨，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出兵进攻以色列。由此开始，阿以之间爆发了５次大规模战争。作为阿拉伯各国对付以色列的先头部队，巴勒斯坦当然遭到了最大的打击。以色列通过战争占领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大量的巴勒斯坦领土，数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逐出家园，沦为难民。从此，巴勒斯坦开始了反对以色列入侵的武装斗争。

回顾巴以冲突的历史，公元前20世纪前后，闪米特族的迦南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沿海和平原。公元前13世纪腓力斯人在沿海建立国家。公元前13世纪末希伯来各部落迁入定居。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建立希伯来王国，后亚述、巴比伦、波斯等外族都曾占领巴勒斯坦。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侵入，绝大部分犹太人流往世界各地。公元7世纪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不断移入，并和当地土著居民同化，逐步形成了现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在圣殿山，巴以双方也不时爆发激烈的枪战，对于每一方而言，对会不屑和不满于对方的到来，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圣地。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于这座占据着民族心理中心地位的圣殿山，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不愿意拱手相让。在阿克萨清真寺西面即是西墙。从外观上看，这堵墙与巴勒斯坦其他墙别无二致。但由于历史原因，它成了犹太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是古国不灭，民族长存的象征，犹太人常聚集在此哭泣，因此有称为“哭墙”。许多犹太人就对当年巴勒斯坦人阻止他们到“哭墙”祈祷耿耿于怀。这种情况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方结束。结果是犹太人以武力攻占了整个东耶路撒冷。第二天，拉比（犹太教的宗教导师）和将领们赶往西墙，抚墙放声痛哭。

许多犹太人因此坚持，以色列决不能放弃圣殿山。2000年9月，“鹰派”代表人物沙龙穿过西墙右上方的一个小门，进入阿克萨清真寺，以此宣示犹太人与圣殿山的宗教关系。此举激怒了巴勒斯坦人，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巴以冲突的直接起源。圣殿山从此更加喧闹。时常犹太人在西墙边祈祷，巴勒斯坦人则借助地理之便向下投掷石块，然后是以军警的介入，向巴勒斯坦人开枪甚至闯入清真寺抓人。巴以冲突的直接起源在于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建国后又屡次把巴勒斯坦人赶出故土，就像当年别人对他们所做的一样，而且越演越烈，终于酿成了民族矛盾。而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两个民族都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两个民族都视同一个城市为宗教胜地，从而冲突就有了更为坚实的感情和宗教力量，而解决也变得更加困难。犹太人的建国和驱逐可以看作为几千年来来怨恨的释放，虽然可以理解，但他们表现出来的过分强硬和蛮横却为本来可以更好解决的问题留下了祸根.

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人占领了2.07万平方公里土地，比“分给”他们的土地增加43%，也就是从联合国决议前他们占有6%都土地扩大到占有76.7%。而阿拉伯人土地再减少了一半。只剩下22%的名义土地。其中原来加沙地区减少一半，北部生活区全部丧失，约旦河西岸原来与加沙相连。是被分区域的突出部，因为以色列人要占耶路撒冷，现在地图上成为西岸的一个凹部。将近100万阿拉伯人被迫流亡其他国家。400多个阿拉伯人居住的村庄被摧毁。在以色列国土上还有不少阿拉伯人（占今天以色列人口20%），但他们属于二等公民，被禁止购买、租用和拥有土地。其地位与南非被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景况无异。

阿拉伯人失去了原来土地的78%，巴勒斯坦人流落全世界。也就是说，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调了个。原来是犹太人流落全世界，现在是巴勒斯坦人流落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原来是犹太人被罗马人赶出家园，现在是犹太人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援助下，把阿拉伯人赶出家园。后来的中东战争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反抗，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展望中东和平的未来，作为国际政治热点的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仅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更是世界大国和整个阿拉伯国家深深卷入的国际政治问题.这当中既牵涉到土地和经济利益问题,又有历史、文化和宗教诸方面的因素。巴以问题不是“死结”；即使是“死结”也总有解开的方法。问题就在于如何才能做到“公正”和“合理”。这个问题肯定巴以双方都有各自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参与、处理此事的国家必须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然后才能据此对巴以做工作，才有可能比较公正、合理地去解决它。以巴冲突表面上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地区冲突,但其对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却非常深远，解决它对于当前国际显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历史背景，深厚的民族仇恨，双方的强硬手段。巴以问题决不是三两年可以解决的，巴以人民渴望的和平日子不知哪一天才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