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理论对中医学英译启示
作者:李阳
来源:《电影评介》2015年第04期
一、概念界定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全面开展于2009年。胡庚申教授率先从生态翻译学角度重新诠释了傅雷的翻译思想。胡教授认为,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米观察,傅雷翻译思想中体现了: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以及译品生命的“适者生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总是在努力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为了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协调,译者常常运用不同的翻译理论和各种各样的翻译策略与技巧,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做出最佳的适应和优化的选择,使译者个人的身心皆融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达到思与境谐、情与景冥,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二、国外研究概述
国际翻译界从生态、环境、生存、适应、选择等生态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已经大有人在,相关文献日渐增多。彼得·纽马克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分为五大类,首当其冲的第一大类就是翻译的生态学特征。戴维·卡坦则对翻译生态文化的分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提出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包括物理环境、政治环境、气候、空间以及临时场景等等。米歇尔·克罗宁提出要关注语种翻译的生态(ecology of translation)的问题,呼吁在不同语种的翻译之间要保持健康平衡。乔治·斯坦纳曾将翻译理论分成普适( universalist)理论和局部( relativist)理论两大类,并认为这种分法类似于整体环境适应与局部环境适应问题。罗森纳·沃伦提出,翻译是一种认知和生存模式。当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必须像个人或民族的适应和成长那样,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沃尔夫拉姆·威尔斯也认为译界对翻译决策过程的研究应当集中关注各种环境因素,如翻译任务的特征、客户的需求、译者及其决策能力等。 三、国内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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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和论述虽尚不多,但近来也不断有人借用翻译生态的术语米讨论翻译质量、翻译理论以及翻译行业发展等问题。在此之前,辜正坤提出了人类文化演变九大规律,其中的第一规律,即生态环境横向决定律。
在上述翻译学者的研究和描述中,大都采用喻指或实指的方式,使用了典型的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环境、生存、适应乃至翻译的生态等术语和概念,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生态取向的翻譯研究已经出现。
四、生态学翻译理论对中医学英译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医学以其天人合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治方法引起世界各国重视。尤其改革开放以米,美国等发达国家邀请我国中医界著名学者,参加医学领域对医治癌症和抗艾滋病毒(HIV)等尖端课题的研究。许多国家不但派遣留学生米华学习中医,而且在本国也开办中医学院或研究机构。因此,国内外从事中医药翻译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其范围不仅包括实践活动,而且翻译理论研究也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重视,翻译活动表现出明显的广泛性和系统性。大量工具书、外文中医专著和英汉对照中医系列丛书出版。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十八大报告予以重申。中医文化中不乏典籍作品,中医语言具有高度文学化的色彩。宗教,特别是儒、道、佛,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其中,道家思想中,“清净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主张,对中医养生保健有很大影响和促进。道家思想中体现了生态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因此,在从事中医翻译时,既要忠实于中医科学,翻译好中医科学术语、概念和相关理论与实践,也不能忽视中医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结语
术语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简明扼要,非常富有民族特点。对于中医术语的翻译,译者在遵守自然性、简洁性、民族性、回忆性和规定性等原则的同时,也应该从生态翻译立论方面加以考虑,努力使中医译文为读者所理解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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