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摘要：农业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

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爱好和平,追求和

谐;持续性与延续力;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等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农耕经济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经济 中国传统文化 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地大物博，物产丰饶，，由于地里环境的因素，农耕自然经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它是由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的。三代时期，农耕也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华的农耕文明早就在河流相交的三角地带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

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以农耕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这强化了人们重土、思乡的情感，培养了封闭、保守、不思开拓进取的文化心态。

一、 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力

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别之一，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持续性。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中国文化正是这样伴随着农耕经济的长期延续而源远流长，并且历经动乱与分裂的洗礼而不断得到充实升华，这种文化传统是任何外来势力所无法割断的。中国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的持续性，它独自创发，慢慢形

成，历久弥坚，从未中断，至今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并不是最古老的，但却以五千年的传统从未中断而为世界所罕见。除少数行商走贩和从事“宦游”的士子外，大多数汉人，尤其是农民，终身固着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没有极端严重的灾荒和战乱，一般是不愿脱离故土的。由于人员少有迁徙，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有限，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这种可变性少的农耕经济，求延续、重稳定的特征，影响产生的中国文化就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延续力。

二、 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农耕经济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多元成分结构，这一特点造就了中国文化歉

收并蓄的包容性格。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水平也多有差异，因此，古代中国又形成了不同区域文化的格局，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等。这种不同区域文化的格局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然而随着中国农耕经济的周边发展，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格，又促使这些区域文化相辅相成，渐趋合一。

中国文化不仅善于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精华而日臻博大，而且还长期吸取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使之将相辉映，增添异彩。即使是对外域的文化，中华民族最终亦能敞开其博大的胸怀，扬弃吸收。这种文化开放的心态，正是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包容性格的表现。 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使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从纵的方面讲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从横的方面讲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三代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秦汉至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至近代始出现农业与工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易传·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儒道融合，这些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表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三、 农耕经济的早熟与中国文化的凝重性

农耕经济的多元成分结构，促进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得到充分的发育，造就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但是，中国农耕经济的即早熟而又不成熟，又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和凝重性格。中国农耕经济和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相互配合，加强了传统社会的坚韧性。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过渡到后期，中国文化日益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前赴后继，卧薪尝胆，开放改革，焕发自强自新之道，才使中国文化重新获得了生命活力。

中国农耕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既早熟又不成熟，农耕经济的这一特点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凝重性。中国农业文化成熟较早，农业生产周期和植物从种子到种子周而复始衍化以及四时、四季循环的现象，启示了中国文化中循环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所谓凝重性，就是稳重有余，灵活不足，开放不足，保守有余。回顾上下五千年，汉唐、宋都曾有过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时代。元朝在统一全国的同时，就开始恢复海外贸易，但一直处于时禁时开的局面。明代嘉庆年间，沿海屡遭倭寇骚扰，以后葡萄牙海盗商人又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掠夺。在循环论思维方式的制约下，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时间是悠久的、静定的，因而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使中国文化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

四．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影响。

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 爱好和平,追求和谐

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形成中国民众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农民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

耕作有时。他们追求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论语》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农耕民族反对 敌对和冲突。同时,因农业生产常常受天时和地理的影响,因此,古人崇拜自然、崇拜天地,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这些都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民众爱和平、求和谐的理想。 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这些都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民众爱和平、求和谐的理想。

2. 务实精神

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中国文化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

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险。”作为农耕民族的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中华民族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3. 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有着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因此,在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不断繁衍生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促进两者之间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另一方面农耕民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形成了古代中国不同区域文化格局,如秦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宋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多样化特点。

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使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从纵的方面讲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从横的方面讲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三代 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秦汉至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至近代始出现农业与工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易传·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儒道融合,这些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表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4. 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崇尚中庸。“看中和谐,坚持中道,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3](p.351)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着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承认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强调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它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把无过无不及的庸常之道作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人们凡事要适中、适度,不偏不倚,保持均衡。这种人生智慧,源自农耕经济的土壤。

5. 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政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由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特色形成的。中国农业社会比较分散,为抵御外敌,维持社会安定,就需要君主集权政体,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在中国古代,多数学派的思想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尊君思想。与集权主义相伴而生的就是民本主义。一个集权政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生产出来。民众安居乐业,农业宗法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稷家国才得以保全。一个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必然产生尚农、重农的社会共识,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人的艰辛,体民恤民。老

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的“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及“仁政”、“王道”学说,都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民本思想的反映。集权政治和民本思想两者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关系中存在的。

五．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爱好和平,追求和谐;持续性与延续力;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等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农耕经济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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