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齐模

文章来源：北京党史 . 2025 (04)：36-41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重构的关键举措。1952年前后，北大所在的京津高校院系调整具有先导示范性质。通过这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行政架构、学科设置、师资构成、学生总数等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校园也从城里以沙滩红楼为中心的多点分布变为迁入西郊的燕园集中办学，实际上是重新组建了一个新北大。这次院系调整为北京大学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院系调整 北京大学 新北大 高等教育改革 学科重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一件对中国高等教育乃至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大事。但是，在很长时期内，学界对此缺乏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有研究文章问世。苏渭昌（邱雁）的《关于一九五二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1)是关于院系调整问题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文章详细梳理了1952年前后院系调整的基本情况，认为这次院系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成功的，并总结了取得成功的原因及存在的主要问题。7年后，苏渭昌又发表《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2)，在简述1952年和1956年前后两次大规模院系调整经过后，重点探讨了院系调整的得失问题，进而指出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3点启示。两篇文章基本理清20世纪50年代全国院系调整的概况，在总体肯定院系调整成绩的前提下，指出院系调整的若干局限性。此后，陆续有学者对这一课题开展研究，有的探讨本区域或具体高校的院系调整，有的着眼某个专业领域的院系调整，有的继续从宏观上探讨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3)21世纪以来，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院系调整问题的研究热度显著提升，发表的论文数量（76篇）比此前20年（11篇）大大增加(4)，更多的资料得到挖掘和利用。其中，主要以个别省市高校院系调整为对象的区域研究居多，也有一些关于某个具体大学院系调整的个案研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持续深化，对这一时期院系调整功过得失的评价开始出现较大的分歧。(5)

综观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大所在的京津高校院系调整具有先导示范作用，很多酝酿、出台与之有密切关系。通过这次院系调整，北大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鉴于学界对此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文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系统梳理20世纪50年代北大院系调整中组织结构与学科布局的变革，并深入探究这次院系调整的重要影响。

一、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北京大学

1949年前的北京大学是以抗战复员回来的北京大学为基础，接收伪北平大学相关资产和学生后组建的。规模很是庞大，包含文、理、法、医、工、农6个学院，合计33个系，还有1个文科研究所。截至1948年12月，北大全校人员总计3916人，包括教员588人（教授、讲师、讲员、助教）、职员505人、工警863人、学生1960人。(1)当时的校舍散布在北京城内外40余处，其中主要校区有6处：校本部（即以沙滩校区为中心，包含马神庙、北河沿的原北大一、二、三院校区）、医学院（在西什库后库6号）、医院（在西安门内大街49号）、工学院（在端王府夹道7号）、四院（在宣武门内国会街26号）、农学院（在复兴门外罗道庄）。

1949年1月31日，进驻北平城。2月28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钱俊瑞等接管北大。同年5月，在军管会主导下，以汤用彤为的北大校务委员会成立，委员23人，包括汤用彤、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费青、樊弘、饶毓泰、马大猷、俞大绂、胡传揆、严镜清、金涛、杨振声、郑天挺、俞平伯、郑昕等19位教授和2位讲师/助教代表（俞铭传、谭元）、2位学生代表（许世华、王学珍）。

人民政权接管后即对包括北大在内的各大学进行局部调整。1949年6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训令：自下学期起，取消北大教育系，教育系三年级学生提前毕业，二年级以下学生转其他系；取消清华大学法律系，该系学生可转该校其他系或北大法律系或北京学院；北洋大学建筑系、北大建筑系暂停招生。同月，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奉命合并到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同时大学边政学系的两位教师调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9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又训令把北洋大学建筑系学生并入北京大学；令北京大学农学院与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组成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是北大首个被调整出去的学院。

1950年1月，北京大学医学院被划归卫生部管辖，1952年12月成为北京医学院（后更名北京医科大学，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成为北大第二个被调整出去的学院。

1950年7月，教育部下令停办中法大学，该校文史系、法文系并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生物系并入南开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并入华大工学院（三系学生有不愿去华大工学院者，可去北京大学就读）。1950年9月开学之际，中法大学有14名教职工和155名学生转入北大。

到1951年秋季学期，北大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4个学院，合计21个系，外加1个图书馆专修科。据统计，1951学年度第一学期注册学生人数：（1）本科生3039人（女生712人）。其中：一年级1384人，二年级709人，三年级587人，四年级359人。文学院4人，法学院462人，理学院598人，工学院828人，医预257人。（2）专修科学生467人（女生93人）。（3）研究生65人（女生7人）。共计3571人。(2)与1948年年底比较，虽然全校减少了2个学院，但学生总数有较大增加。

二、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酝酿及组织实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种工业建设急需大量工程建设人才，对全国高校工科进行调整优化，扩大工科人才培养规模，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此次院系调整作为新生政权改造旧教育的关键举措，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强化工科教育，推进人才培养专门化。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审议通过《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关于高等学校领导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新中国高等学校的办学方针、培养任务及管理。教育部马叙伦在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3)这标志着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提上日程。

《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第一条明确规定，高校的办学宗旨为：“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1)这一规定凸显了“实用导向”在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核心地位，为后续院系调整提供了制度依据。

根据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精神，结合当时全国工程建设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京津地区率先启动工学院调整试点。北大工学院于1951年3月30日召开院系调整重点发展问题座谈会。土木系部分教师提出与清华合并的建议，提出“理工可并入清华，文法可并入北大”。4月，教育部召开部分工学院院长会议，讨论对工科院校的调整工作。7月，北大将“北京大学院系调整初步计划”报教育部审核。在此之前，清华也上报了院系调整初步计划。不过，两校调整计划还都是着眼于本校内部调整，未得到教育部认可。

从院系调整问题提出到方案酝酿的过程中，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教师存在各种不同意见。党和教育部对此高度重视，也反复征求意见，不断完善调整方案。1951年8月，教育部党组重新拟订对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的调整计划。其调整方案如下：（1）北京大学以现有文、法、理院系为基础向综合性的大学发展；（2）清华大学以现有理、工院系为基础向综合性的工业大学发展；（3）北大的工学院合并于清华，清华的文学院全部和法学院的一部分合并于北大；（4）以清华的法学院的大部分为基础，另设立的财经学院，北大法学院的一小部分可并入。(2)这个方案出台后并未立即执行，而是按照教育部党组的意见，继续在两校师生中酝酿，计划在1952年下半年实施调整。

1951年9月下旬开始，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中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2月，决定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12月3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1952年1月22日，发出《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要求已开始思想改造学习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阶级思想问题”。于是，“三反”也成为北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内容。经过一系列学习、揭批活动后，1952年2月上旬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进入深入发动群众，依靠学生群众帮助教师进行思想检讨的阶段，当时称为“洗澡”，意思是洗去错误思想的污泥。教师人人都需要“洗澡”，在大小不同的范围公开向群众检讨自己的问题，俗称大、小盆“洗澡”。如果到场的群众认为检讨得好，可以通过，称为“过关”。否则，还得继续反省、检讨，直至通过为止。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在组织上纯洁了知识分子队伍，客观上有利于院系调整的顺利进行。教育部党组向报告时指出：“自从决定组织京津两地高等学校教师学习，特别从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时，毛号召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后，各校教师思想开始有大的转变。因此，我们乘此时机提出了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调整的方案。”(3)

1951年11月3日至9日，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马叙伦在会上强调，高等工业教育必须统一布置，重点分工，进行调整，使全国工学院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工业建设干部。他着重提出了发展工学院的新的方向，号召大家重视各种专修科。他说：专修科学生修业年限短，只要教得能切合实用，就能应客观的急需。今后工学院招收的新生，应有1/2以上是专修科学生。“出席会议的各工学院院长和各大行政区教育部代表等，经过深入的讨论，一致同意了教育部所提出的一九五二年高等工业教育院系调整方案；并对高等工业教育发展的方针，今后五年到十年以短期训练为重点的原则，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一九五二年高等工业教育院系调整方案的执行，将以华北区、华东区和中南区为重点。”“北京大学工学院全体教员，得悉该项调整方案后，在五日写信给教育部马叙伦。他们在信中表示：我们北大工学院全体教员团结一致，愿意克服一切困难，很好地贯彻教育部的这个决定，为高等教育更高的成就及远大前途而奋斗。中国教育工会清华大学委员会也致函教育部并转毛，表示要将这个决定当作自己的愿望和决定，当作毛交给的一件光荣的政治任务，全心全意地贯彻和执行。”(1)

1951年11月30日，政务院第113次政务会议批准教育部拟定的1952年高等工业教育院系调整方案。此方案决定，“以华北、华东、中南三个地区的工学院为重点作适当的调整”。195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教育部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为题公布这一调整方案。该调整方案涉及北大的主要内容为：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2)

需要指出的是，该调整方案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调整高校的工科院系，而是由工科院系扩展至其他院系的调整。对此，《人民日报》当天配发的长篇社论明确指出：“当然，就全国的高等学校来讲，这个调整方案还只是初步的，只是一个开端。教育部和有关部门还应该有准备地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工作：从学院的调整进到科系的调整，从工学院系的调整进到其他院系的调整，从重点的调整进到全面的调整，从教育制度的改革进到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3)

正是在上述指导下，教育部于1952年5月制定《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此方案宣布：“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自1951年起，全国高等学校根据国家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各地区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进行全面或重点调整，预计两年内基本完成。”据此，方案分别对华北、华东、东北、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区高等学校调整作出明确安排。其中，华北区设两所综合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涉及北京大学的调整又有新的变化：组成新北京大学的来源学校范围扩大了；上一个方案原计划合并入新北大的三校法学院改为成立北京学院。该方案规定：“北京大学：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文学院、理学院系科，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三校的哲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及辅仁大学外文系的一部分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四校经济系理论部分合并组成。附设工农速成中学。”(4)

为了贯彻落实华北区高等学校调整方案，1952年6月25日，教育部组织成立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办公室，一般被称为“总办公室”，统一领导京津地区各高校筹备工作。其成员有：张勃川（办公室主任）、张宗麟、李曙森、周达夫、陈选善、周培源、钱伟长、陈士骅、杨晦、张龙翔、翁独健、丁浩川、林传鼎、王金鼎、陈舜礼、杨诚、宋硕、萧顼平、崔阶平、陈霭民、邓艾民、张群玉、何东昌、李传信、谢道渊、徐乃乾、张景钺。(5)

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北大筹委会）也于同日成立，委员名单如下：马寅初（主任委员、北大校长）、汤用彤（副主任委员、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副主任委员、清华教务长）、翁独健（副主任委员、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叶企荪（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钱端升（北大法学院院长）、蒋荫恩（燕京大学总务长）、赵锡禹（辅仁大学经济系主任）、谢道渊（燕大党总支副）、杨治安（辅仁大学政治课教研组助教）、张群玉（北大）、郭道晖（清华常委）。(6)1952年7月底，民盟北京市支部选派闻家驷参加筹委会，九三学社北京市支部选派孙云铸（北大）、张席禔（清华）、李儒勉（辅仁）参加筹委会。

北大筹委会下设办公室，其下又设教务、人事、设备校舍3组及秘书处。各组人员及分工如下：办公室主任周培源（清华），办公室副主任侯仁之（燕大）、文重（北大）；教务组张景钺（北大，召集人）、杨晦（北大）、陈岱孙（清华）、叶于浦（清华）、董洁（辅仁）、李儒勉（辅仁）、蔡镏生（燕大）、张世龙（燕大）；人事组张子高（清华，召集人）、郭道晖（清华）、邬沧萍（辅仁）、杨治安（辅仁）、孙承谔（北大）、汪子嵩（北大）、侯仁之（燕大）、夏自强（燕大）；设备校舍组蒋荫恩（燕大，召集人）、王鸿祯（北大）、汪永铨（清华）；秘书处陈玉龙（北大，负责人）、李欧（燕大）、杨治安（辅仁）、宋永（清华）。(1)

上述北大筹委会及办公室成员也是即将成立的新北大的主要干部。这两个名单有如下两个特点：其一，新北大的教职人员来源极其宽泛，出身原北大的干部大约只占1/4强；其二，首次公布的北大筹委会12人名单中，北大、清华、燕大、辅仁大学4校党组织各有1名党员，合计占总数的1/3。这表明，党组织在院系调整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为推进院系调整工作，北大筹委会办公室教务组下设普通核心组和重点的研究组。普通核心组按照拟成立的12个系、部，由各系、部分别推举系主任和1名积极分子组成，每次会议由各系、部主任轮流主持，另外从该组积极分子中推举1人为小组联络员，负责联络工作。12个系、部为：中国语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西方语文学系（德、法、英三组）、俄语文学系、东方语文学系、经济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体育部。

对于那些不属于上述各系的学科，由重点研究组先进行专门研究，然后再上会讨论。研究组的组织及人选由教务组讨论提出，经筹委会呈报上级批准。当时设立了5类研究组：第一类为新闻学、图书馆学、心理学、气象学；第二类为社会学（包括有关各系）、文科研究所；第三类为部门；第四类为财经部门（包括各有关专修科）；第五类为地质地理部门。

根据院系调整方案，北大、清华、燕大3校行政负责人汤用彤、周培源、翁独健分别找各自学校的系主任进行研究，商讨人事调整方案。1952年8月22日，3校领导根据调研结果，讨论院系调整中人事调整方案，形成初步意见：原来旧北大文、理、法，清华文、理、法，燕大文、理、法，以及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部分教师共790人，除去到新北大的380人，其余410人多数留在清华大学、地质学院、财经学院、学院，少数到北京师范大学及其他学校，人事调动的波及面达1/2。不过，调离北京的教师人数很少，多为数、理、化各系教师，还有一部分教师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单位。调整名单上报教育部，待批准后，用10天的时间由各系主任在各系进行充分的思想酝酿，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迁往城外燕园的新北大师生员工大大超过燕园原有的承载规模，所以在筹备院系和人员调整的同时，还成立以梁思成（清华）、张龙翔（北大）为首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简称“清华、北大、燕京三校建委会”，负责扩建校舍。1952年1月8日，三校建委会的全部设计人员和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由清华、北大工学院建筑系的师生组成，在北大（燕园）校区的建设是当年设计、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同年3月21日，北大、清华、燕大三校院系调整会议在北大召开。教育部在会上指示：新北大和新清华各在城外添建能容纳2000名学生的宿舍，由三校建委会立即着手兴建。经过紧张施工，北大燕园校区新建校舍总面积达4.4万平方米，确保学校从沙滩校区顺利迁入燕园，并保障了新学期按时开学。

三、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

1952年9月16日，新北大迁校工作正式启动，北大的数、理、化、俄、东语、西语6个系的图书、仪器、设备开始自城内迁至城外的燕园。清华大学相关文、理科系迁移的仪器图书也开始装箱，陆续迁入燕园。至9月30日，各系仪器、设备、家具迁移工作基本完成。城外新建的教学楼和家属宿舍已基本竣工，部分教职员工先行迁入新址。

1952年10月4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新北大学生总数5206人，较1951年院系调整前增加1635人，比1948年前夕增长逾1.5倍。新北大教师总数约700余人（因院系调整后仍存在零星调动，具体人数时有变动）。其中，原北大、清华、燕大三校文、理、法科留校教师380人，另有其他留校及新调入教师300余人。此次调整对各系师资结构影响显著。

原北大教师被调出61人，其中12人调出北京，包括：原北大秘书长、历史系教授郑天挺被调往天津的南开大学，北大化学系教授唐敖庆被调往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已调整完毕的11个系（经济系未定）共386名教师中，原北大教师仅176人（占比45.6%）。只有东语系全部41人都是原北大教员，俄语系（总数14人，北大8人）、生物系（总数44人，北大27人）原北大教师超过半数。其他9个系，原北大教师都未能达到总人数的一半。数学系、物理系、地质地理系、中文系4系中，原北大的教师数还居于绝对少数，单是清华大学或燕京大学的人数就超过原北大的人数。(1)北大地质系更是被全体调出，去了新组建的地质学院。另外，由于新北大迁入燕园办公，其行政后勤职工是以原燕京大学职工为主组建的。由此可见，院系调整实际上是重新组建了一个新北大。

经过此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由原来学校—学院—系三级架构变为学校—系两级架构，共设有12个系、33个专业、7个专修科、2个医预科、2个华侨先修班、2个东欧留学生班、1个工农中学。12个系为：数学力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经济学系、东方语言文学系、西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在行政机构、教学体系、师资队伍、学生构成等方面均发生深刻变革，转型为一所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同时，此次调整也为北京大学汇集了一批知名学者，显著提升了学校的教学科研实力；而校园从城内分散的沙滩红楼等多处旧址，整体迁至京郊燕园，为后续发展拓展了空间布局。这些结构性调整，为北京大学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党对时期遗留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全面接管。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弊端：在地域分布上，高校过度集中于沿海及邻近地区的少数大城市，内地与边远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在学科设置方面，存在重文轻理现象，文、法科占比过高，而理、工、师范、医学、农林等应用型学科发展滞后。这种失衡格局导致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造成教育资源浪费。

为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实际上，自1949年年初起，各地已陆续开展局部调整，这些探索早于对苏联教育体系的全面学习。这表明，院系调整的首要动因源于国内高等教育自身改革的内在需求。

此次调整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导实施，组织高等教育专家具体落实。在此过程中，及相关领域的进步学者拥有较大话语权。调整后的高等教育体系强化了主导特征，更有利于国家教育的贯彻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文件与历史叙事中，“实际”成为高频关键词。高等教育被明确要求：服务现实需求、扩大教育普及面、支撑工业化建设。这一导向在相当长时期内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在当时的工业化建设背景下，强调实用性与专门化培养确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过度侧重实际应用与规模扩张，相对忽视学术质量提升与自由探索空间，客观上也对基础科学研究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制约。

注释

(1)邱雁：《关于一九五二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天津师院学报》 1982年第2期。

(2)苏渭昌：《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高等教育学报》19年第4期。

(3)参见管致中：《从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中的遗留问题谈高校改革》，《江苏教育》 1988年第2期；朱轸：《1952年江苏高校院系调整简况》，《江苏教育》19年第1期；张藜：《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对我国高等化学教育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2年第2期；王久长：《50年代院系调整的得与失》，《辽宁高等教育研究》 1995年第2期。

(4)参见林齐模：《建国初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研究综述》，《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20年第9期。

(5)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文献选载（1951—1953年）》，《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李琦：《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述评》，《党的文献》 2002年第6期；李刚：《大学的终结——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中国改革》 2003年第8期；沈登苗：《打破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大学教育科学》 2008年第5期；徐晓楚：《真的是“苏联模式”吗？——对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的一些思考》，《高等理科教育》 2010年第6期。

(1)《北京大学纪事》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页。

(2)《北京大学纪事》上册，第439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45页。

(2)转引自韩晋芳：《20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院系调整初探》，杜澄、李伯聪主编：《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第4卷，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52页。

(3)《教育部党组关于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调整方案的报告》，《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文献选载（1951—1953年）》，《党的文献》 2002年第6期。

(1)《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明年高等工业教育院系调整方案》，《人民日报》 1951年11月13日。

(2)《教育部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人民日报》 1952年4月16日。

(3)《积极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人民日报》 1952年4月16日。

(4)《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50页。